策展人陈述

　　捷克斯洛伐克地下艺术“第二文化”，是一例罕见的广泛意义上的成功实例，非暴力地对抗暴虐的政治权力，特别是在其中自称艺术家的人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运动，由地下艺术家领导，是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基本要素，推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并建立了民主统治。这样，该运动还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上的先例，在其中地下艺术家成功地承担起了国家政治领导的作用。我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因此多次被保安部队审问和入狱，并最终被政府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在奥地利的一个难民营生活了两年之后，我于1988年得到美国提供的政治庇护，继而获得了公民权.在美国生活，我继续用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我深信，艺术应该是“城邦”(公民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在本质上参与公民身份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我还认为，现在(也许比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需要艺术家提高他们的声音并在他们的工作中演绎当今世界令人深感不安的自我毁灭趋势。艺术家是最敏感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狂热探测器，必须尽可能地用他们的艺术摇撼社会观念和觉悟，并警告和帮助转移人类从盲目的行进走向灾难。

　　在捷克地下组织，我了解到行为艺术是用以阐述当时普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最方便最先进和有效的艺术策略。我们地下艺术家几乎本能地开发出这种艺术手法。这是由于事实上，我们没有，也没有权利在“官方”媒体(如剧院，电影院，图书馆，美术馆，出版社等)展示我们的艺术作品。因此，我们转向行为艺术，作为阐释和传播我们艺术信息的手段。行为艺术，正如我们发现的，是最灵活的艺术手法。由于它的定义和哲理，它不可能被归类于任何“框”“风格”或“语言”，因此它不可能被任何官方审查所控制。国家认为，如果没有定义，就没有艺术。我们受益于行为艺术没有被特定的媒体，时限或界定的艺术语言所限制。为展示我们的艺术，我们多数使用艺术家的身体和便利的日常生活材料，作为作品地点我们使用任何公共场所。

　　它非常有效，是因为它具有真实性，而不是虚伪的坦诚。实时经验和人民于艺术家之间沟通渠道的短缺，最终引发了一场进行真正的社会变革运动。

　　但历史的车轮在自行重演，我们现在又正生活在非常类似的情况之中。艺术家对“官方”媒体传播的使用权再次变得非常有限。这时，他们不是直接由政府拥有，而是由商业利益群体(毕竟商业利益决定政府行为)，他们在财富的分配上只承认“安全和带来利润的”商业艺术，并因循这一判断标准有效地审查艺术。因为我曾经历过极权主义社会秩序，如今我的整个意识再次产生最高程度的警觉。

　　因此，让我这样结尾：“行为艺术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