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媚在阮义忠摄影展的开幕式上讲话

　　至于要说到影响，真正的影响还是他的那两本书。因为在我们那个信息匮乏的时代，1949年以后，中国和世界完全就隔绝了，这种隔绝不光是摄影，而是一切方面的隔绝。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我觉得历史会偶然的让某些人承担这样一个角色的，比如说没有阮义忠我们会不会还会有别人?我想是一定会有的。因为当国门打开了以后，我们急需要认识世界摄影的面目，这种渴望是非常的迫切。然后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盗版他的摄影大师介绍了，当时劳申伯等一些很重要的摄影家，我们的《现代摄影》就开始在介绍了。所以我们觉得他对摄影最大的贡献就是对现代摄影的一个梳理，比如他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就等于是说把那种传统的、社会纪实的这一类摄影师归结在一起，还有一个是《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他的这两本书实际上就是对西方摄影史的梳理，给中国摄影界的所有学摄影的人，应该说都是很有影响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看不到更多的东西，而且我们也没有更多的渠道。所以我觉得阮义忠之所以大家这么敬重他，大家都对他心怀感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他的《摄影家》杂志后来通过浙江摄影出版社，是我编的、做的版权的引进，在我们出版规定的允许范围内集结起来出了十本，这也在我们大陆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影响。

　　99艺术网：我看陈丹青有一篇文章说阮义忠先生是“中国摄影界的教父”，您怎么看?

　　李：陈丹青的文章啊?这我觉得有点过份。

　　99艺术网：但是也有人把您称为是“中国大陆摄影界的教母”，这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李：那这也过份，哈哈……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都是戏言吧!我觉得要评价一个人应该还是要把他真正的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面，就是说不要太夸大了。比如说《生活》杂志的那个伟人，把阮义忠和鲁迅放在一起，就在我们那个展柜里，我觉得很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