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德国的比利菲尔德美术馆方力钧的个展下榻酒店
时间：2009年8月31日晚上10点(德国时间)
采访人：杨凯

     杨凯：1993年的时候，你跟栗宪庭共同策划了“中国后八九展览”，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又在德国的比利菲尔德美术馆参加方力钧的个展，因为我知道二十年前的那个展览有方力钧参加。那么回顾这二十年的历史，你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一个见证、推广者，怎么来看待方力钧这三十年的从艺历程？
   
    张颂仁：从今天回看方力钧，我觉得是一个惊喜。因为那个时候看到他的作品，已经觉得是中国一个很特出的画家了，绘画的品质很高，有很强的个人观点，也有很强烈的时代性。可是那个时候对他做的判断，绝对没有把他后来对最近这十年的发展想到里面的。所以今天看到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让我从一种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他。

    “后八九”那个展览，是90-92年做的一些研究计划。那个时候谈方力钧，栗宪庭有一个说法，就是以“泼皮”来介绍他和刘伟，所谓“泼皮”姿态，对现状不卖帐，一种年轻的反叛。那个时候我对这个的理解，就是他们是反叛历史包袱，他们要投向的就是当下，我们不要给历史包袱压得喘不过气，也不要给未来的那种压力，让我们觉得责任很重，那样的一种时代心态。

后来我在圣保罗双年展，94年我策划的一个展览，有方力钧，也有刘伟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我那个时候就以 “失重”形容方的精神特征：像人浮在水面上失重的状态，浮在水面上更是没有方向感的，只有上跟下，没有东南西北。那个“失重”跟“无方向”的状态，跟当下的一种感受，跟栗宪庭那个时候以“泼皮”来形容他，两个都有一种共通的特点，就是逃避历史，也逃避未来。这种“逃避”也是用一种比较超然的心态来处理的。那种超然的心态反应在自我嘲讽，面对时代嘲讽的一种姿态。可是从他九十年代初慢慢发展过来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他其它的潜力，就是他对历史的一个总的回顾。因为93年开始，他的颜色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鲜艳，熟悉中国历史的都知道那个颜色系统是从社会主义，尤其是宣传画里头出来的。用了很多的牡丹花，用了很多装饰性的图案，还有一些群众在阳光普照的，这些都是让中国人的视觉文化记忆隐藏在内。表面上来看，是他和他友朋之间的一些生活小情节。他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后来慢慢地就形成了对整个当代中国集体主义的一种反思。

    要是回顾他最近十年的作品，可以说他是把集体主义的经验，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红、光、亮”和宏大的、理想性的东西在一种新图式里重新表现。可是他也把这种集体主义的正面跟负面，都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来，在一个大集体里头，个性慢慢地消失，给磨灭在一个大的理想环境里面。有些画面看到一批人走向一个历史的轨道，跑向一种脱离了现实的未来。还有些画的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生物世界里头的一分子，这些画都呈现了阳光下比较黑暗的背面。 他这种集体主义经验的描述，一方面把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记忆，从色调和整个气氛营造出来，可是他也把这里头很多隐藏的暴力暗示。隐藏着的是人对自我的一种压抑。另外，他也在画的层面上把人跟动物世界结合，映射人类命运在这种历史观里面。所以方力钧这种阳光普照的表现是复杂的，表面上来看这是很愉快的经验，可是它很快会让你不舒服，又让你有很多不由自主的回忆。

    我们现在在德国谈他的作品，在德国，从西方的美术史的背景来看，他这种艺术的处理方式，很容易让人想到波洛克时代。方力钧本人就对波洛克的东西不以为然，可是波洛克的一种解脱，就是从“文艺复兴”单焦点的都市透视里头摆脱出来，变成了比较自由的，富幻想的一个空间。在这点上来说，我们可以以他那种大的天空的画，跟西方宫殿、教堂的天顶画作比较，因为那也是一种很动感的透视。

    另外，方力钧的作品因为跟社会主义的艺术有关系，所以多少也跟浪漫主义有关系，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他本人对弗德理克的作品特别喜爱。可是弗德理克的浪漫主义，要是仔细想一下，基本上不合适在中午的大阳光下头出现的。那么方力钧处理一个绘画问题，就是他描述了面对阳光的现象。这一方面是技术上的挑战，另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考虑，那是关于他本身和中国文化政治史。面对阳光的主题可以推演出思考关于浪漫主义跟我们现在意识形态以后的时代。重新再回看，思考跟浪漫主义时代的差距。
   
    杨凯：今天的展览算是从早年到现在一个回顾性的展览。二十年来，你从第一个策划他的展览到现在，他中间的这种变化，从刚开始的状态到现在，你应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