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9月2日
地点：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罗中立画室
王林：过了那么多年以后，回头再看《父亲》这样的历史性作品，已有很多很多说法。关于《父亲》的阐释形成了一条历史线索。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父亲》产生时候的历史、政治、文化及人文语境，具体到你自己的个人经历，甚至具体到四川美院七七、七八级生活的小环境，师生之间乃至于同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这些东西是最真实、最具体、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就从你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绘画经历开始吧。
罗中立：和其他访谈不同，你一开始就从个人的具体创作经历、背景出发，这样谈话主题会比较明确。
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兴趣爱好上没有多少选择，就是拉拉二胡、小提琴什么的，那时我喜欢画画。我的父亲是绘图员，跟“绘”有点关系，也算是个业余爱好者。家里四兄弟我排行老二，画了画就贴在墙上让父亲点评，我对画画的兴趣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上初中二年级时参加了一个在香港的儿童绘画比赛，得了优秀奖，还有2元钱稿费。那时大人一月的工资也就是十几元钱，所以这是一笔不少的钱，有一种很大的成功感，对我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记得那一幅画叫《雨后春耕》，因为学校周围就是农田。
王林：现在看来有些宿命，你从小就注定了要和农村、农民题材打交道。当时一提农村就是春耕、秋收。后来《父亲》画秋收，潜移默化中也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罗中立：当时有本书叫《初升的太阳》，是写一个俄罗斯少年为了理想如何奋斗的故事，对我影响非常大。那本书里就有许多关于农村场景的插图。现在回想起来，为理想而奋斗真的是很狂热，冬天打着赤足写生，苦但快乐着。你看我现在画画的劲头就可以知道当年的勤奋。1964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附中。在那个“红”与“专”大辩论的年代，努力画画是一种地下状态，如果公开的话就有可能因为“白专”而变成批判对象。因为上创作课，向工农兵学习，去了大巴山区。我第一次离开重庆的经历就改变了我的一生。
回来后便是文化大革命，折腾几年，1968年分配到了达县钢铁厂。当锅炉工，从臭老九变成工人阶级。
王林：命运又把你送到了大巴山区。人生有时候是这样，很多经历后回头去看，仿佛一切早已命中注定。
罗中立：达钢一呆就是十年，其间画了不少大批判刊头，也画了不少连环画。
王林：说到连环画，这很重要。你在文革时期画的速写都有连环画的味道。连环画的情节性、细节化和你的创作关系很大。你现在的画也有故事，有讲述。
罗中立：我的速写、油画的确都有连环画的完整性。文革期间画连环画小有名气。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四川美院第一次到达县设点招生，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是最后一个报名。
王林：按年龄是末班车，按报名顺序是最后一名，说来又是巧合。你人生过程的关节点，碰到画画的事儿都挺有机缘的。
罗中立：开始我是想考国画，没有，只好报油画。文革期间也画过一两张政治题材的油画，例如《师傅送我上大学》，还参加过美展。
王林：你那时送画参加过全国美展吗？
罗中立：全国美展没选上，选起省里的。还有一张《红军万岁》，讲的是一个老石匠因保护“红军万岁”的标语而临死不屈的故事。画法也就是附中学到的苏派画法。
进入大学以后重点也是画连环画。后来画过一些风景，想另辟蹊径。那时班上画得好的同学都是苏派，我和同寝室的张晓刚都是班上比较差的，张晓刚还差一点退学。
王林：当时画苏派画得差的后来名声反而更高，这是因为在标准的苏派绘画体系中陷得越深，越不容易摆脱出来，越不容易形成后来所需要的个人风格。当时不觉得，但经历学习阶段成熟之后，要形成自己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语言时，受学院体系制约就会更大。反而是那些处于苏派边缘的人，容易走出来，没有负担，该放弃就放弃，该改变就改变，这就有了创作心态的自由，有了艺术感觉的生长。川美77级的例子很典型。
【编辑：霍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