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创作一直和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联系得非常紧密,这是不是也成为跟法拉利找到你做合作的原因?
卢昊:对。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找到我?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很完整地查过我的资料和我的简历,也看我所有的作品,他们全部都看过,而且很认真地查过。可能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地想了这个事。但是我自己能不能拿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来,他们也是很疑惑的。因为当时我就是想让他们看一下,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好的想法,如果没戏的话,就是智慧不够,这也没办法,或者是结合点不存在也是一个问题。
记者:在和法拉利这样国外的奢侈品牌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不同于在国内的品牌合作的感受?
卢昊:跟你说一个事,我去法拉利老总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很小,一个办公桌,后面一个椅子,很平和,很客气。就说他了解我的想法,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非常客气。他在决定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所有的部门都在配合你的活动,而且特别快,就是这个事一下子传达到了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的老板都非常配合这件事。你感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它在设计一个项目,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快,我觉得这个可能,让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大的企业,除了赚钱以外,能不能有一丝更那什么一点,这一点是我很期待的。
记者:和法拉利的这次合作,您用到了很多中国原色,并且顺利的得到了对方的认可,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东西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
卢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艺术家。我觉得有一点马路上所有的中国人要把鼻子变高,跟杰克逊一样把自己的皮肤漂白,头发染成黄的,然后戴着一个蓝颜色的博士伦,我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成功,还是彻底失败。我也跟很多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发现最近有一些集会我很不愿意去了,坐在一块聊的都是红酒,红酒是法国的还是什么地方的,这个雪茄是哪个牌子的,你知道在中国艺术家里面我是第一个抽雪茄的,也是第一个放弃的,现在开始抽中国的。我觉得雪茄这种东西也好,烟、葡萄酒也好,仅仅是一个饮食或者是一个饮料,它不能成为一个财富,或者精神,或者其它东西的一种象征,一个身份的行政。喝红酒的人,一样会有罪犯,一样会有品质很卑劣的,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很没有意思。而且在中国的环境下不断地讨论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我没有看到法国人在吃中国饺子的时候,谈论这个醋到底是山西的,还是河北哪个地方出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艺术家的态度,我的态度是我没有必要成为别的国家的义务传播者。
记者:这款车11月就会来到北京进行展示和拍卖,您对此有怎样的期待?
卢昊:我当然希望这个车拍卖的价格会高一些,因为这个钱会以慈善性的方式捐赠给中国学习汽车的大学生,资助他们免费去意大利学习汽车设计。如果卖得高的话,去的人会更多,去的学生的生活条件也会好一点。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的设计费有全部捐出来,给北京大学的当代艺术研究机构。因为我觉得意大利人有这种态度和胸怀,他请了一个中国的设计师,为什么我要把钱放在口袋里呢,虽然我不是很富裕,但是我还能选择,没有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态度。
记者:现在社会当代艺术和商业、奢侈品合作得越来越多。刚才也谈到当代艺术本身就具有商业性,艺术品本身就是商品?
卢昊:我觉得当代艺术的能力不体会在当代艺术家身上。我发现有很多艺术家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聪明,做事的时候,做事情的方法很好,但是真正放到作品上,你看了作品之后,会觉得很失望。因为这些艺术家那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一种工作,没有勇气挑战自己,没有勇气挑战市场的时候,你会觉得挺失望的。因为对于艺术家讲,你的兴趣点在哪儿,这不是只关系一点吧,不是指害怕失败吧。我觉得艺术本身的工作就是一个兴趣,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你觉得不好玩的时候,可以做别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拿着一个艺术家的名片,骨子里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也有这样的。
记者:您觉得艺术家和商业合作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卢昊:最好的状态,就是完全是一个自主、自由的一个发挥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把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作品实现出来就已经够了。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个真的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可能全世界能接受这个东西的就十个人,严格意义上来讲,一个更的作品,并不一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很多行为,就像当时也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很多人不能接受是一样的,这不是艺术家的问题,是以后的这些批评家、观众自己的文化意识问题,这个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去接受。
我觉得这次合作挺好,就是他完全是按照我的想法在做。我当时提的条件就是说别给我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我原来也做过,也看过中国的那个什么请建筑师或者请艺术家参与设计的时候,中国人喜欢提要求,很大的老板出场的时候一定是告诉你怎么、怎么着,就会给这个事情设置无数个框框,你再想做一个东西的时候,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上来讲完全限制了艺术家的想法,这种合作是非常痛苦的。
【编辑:虹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