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供：深圳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
 

    时间：2007年7月4日
    地点：北京
    采访对象：曾力

    记者：从量化来讲，您拍了多少张“水钢”的照片呢？
 

    曾：我还没有统计。大概三百多张。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去那里进行拍摄的？
 

    曾：2004年。
 

    记者：去拍过好几次了吗？
 

    曾：拍了3次吧。2004年、2005年和2006年都去了。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去拍摄“水钢”呢？
 

    曾：我想通过影像来记录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些历史。开始是拍了北京和广西一些正在拆除的工厂，后来才拍贵阳的钢铁厂和水城钢铁厂，因为“水钢”比较完整，还保留了当时三线企业的特点，就作为重点来拍摄。
 

    记者：他们的工厂规模很大吗？
 

    曾：那里有十几万人。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等人都去过。
 

    记者：那意味着这个“水钢”是非常重点的钢铁厂了？
 

    曾：在工业不发达的贵州省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钢铁企业。如果从全国来说应该不算大，但是在三线企业里边，它比较典型。
 

   记者：您觉得它具体保留了哪些特征？
 

    曾：它还保留了那些建厂初期时的高炉，格局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一个三线企业发展到今天的缩影。实际上我计划拍摄的是以这个钢铁厂为核心的一个城市。水城钢铁厂厂区就像一个小城市，我现在主要拍的是厂内，可能附带拍摄厂外的住宅区、医院、学校等周边环境。在新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工厂往往会发展成一个城市，像东北的大庆，四川的攀枝花也是这样。你从《纪念水钢建厂40周年：岁月如歌（1996-2006）》那本画册中可以看到，这个厂完全是从山区开凿出来的，几个厂区完全安置在几座山之间，高架起来的传送带和管道，就像盘龙一样缠绕在山间。当时把厂建在山里，完全是为了隐蔽，可以看出当时完全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也就是在腹地里边，修建整个军工的体系。这就是冷战时期在西南建设大规模工厂的计划。中国西部工业的发展都跟这些历史因素有关系，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冷战，国家的战备策略，中国就不会选择在那种地方进行大规模工厂的建设，也不会产生这种盘踞于山间的工厂形态。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然后真的去实现这个想法？
 

    曾：中国原来是一个历史很悠久很传统的农业国家，在20世纪开始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变革，大量具有一定历史的工厂都面临着改造、迁移和拆除，我就想通过影像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拍。因为现在还没有人比较系统的去做这样的记录。大概在2002年，我开始拍工业照片。
 

  记者：您计划系统地拍下“水钢”的所有场景吗？
 

    曾：是这样的。我现在只是拍下几个分厂，“水钢”是由很多厂组成的，它实际上就是集团公司。大厂里边也分很多小厂，从矿石运进去再变成钢制品出来，分很多环节，我是想按照工业的程序把整个过程拍下来。我现在还没拍到炼钢厂，只是拍到了炼铁厂、料厂、焦化厂、烧结厂。现在编的画册也是按照这样的程序。最后成为一个作品也是通过出版的方式来完成。史建先生的研究跟我的拍摄也是同步的。
 

    记者：您的拍摄可以变成一个研究项目了。
 

    曾：对。我现在还需要找到“水钢”最原始的规划设计图，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人重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水钢”最早的形态是什么，怎样慢慢发展起来，后来又是什么样的情况，都经过了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所以我的工作也是越做越复杂。我现在作的事情，就是用摄影的形式来重新描述“水钢”，提供一个影像文本。
 

    记者：为什么选择“水钢”这部作品参加“国家遗产”展？
 

    曾：“水钢”是中国人自己建造出来的企业。如果说“鞍钢”，它是有苏联援建的背景，“水钢”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一片荒山中开凿建造出来的，是当时“愚公移山”建设中国的典型例子。“水钢”和“国家遗产”的主题很贴切，因为“水钢”就是国家的历史遗产。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产生这种纪实摄影的想法的呢？
 

    曾：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从小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在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下灌输给你的，和大多数人一样，从来没有独立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后来才慢慢的开始醒悟。你如果没有用自己独立的眼光来观看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和国家的历史，你就不可能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就不可能对自己生存的处境有深刻的理解。我的想法就是重新来观看自己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拍摄等于是睁开了另外一只眼睛，摄影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观看方式。
 

   记者：8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看国外的摄影师拍摄中国的场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那样的图像或者影像，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呈现现实的景象，可能超出了他们所期望的或者平常被灌输的一些图景。
 

    曾：差别可能就在这里。这么多年来，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影响，造成了大众看到的大量照片都是一些宣传品，是虚假粉饰的东西。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用于宣传的照片所呈现的，都和真实的现实相去甚远。
我们今天真实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有一个记录真实的影像文库，所以我把自己的摄影作品看作是一种纪实的文献。
 

    记者：您很关注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但是现在怎么认识和理解“国家”这个概念 ？
 

    曾：“国家”这个概念很大，实际上我们看不清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只能看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水钢”，我拍了很多年，但是我都不能说我就看清楚了“水钢”，可能我也只看到了一些场景，还没深入到里面，如果向里再深入拍摄的话就更加复杂，而“水钢”也还只是一个工厂，在国家的地图上它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点。所以从广泛的意义上看，你是看不清楚“国家”是怎样的，你只能看到几个点，可能随着深入的拍摄，这几个点就连成了一条线索。也许，我拍摄的照片累积起来，可以提供重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的一条线索。
 

    记者：您的记录方式也会让人联想到工厂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有某种关系，观者可能会去考虑这些问题。
 

    曾：如果这样的话，我的作品作为一种认知的线索，就起到了作用。

【编辑：霍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