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  《胭脂系列21》  1992年  布上丙稀  140×300cm

李山  《胭脂系列31》  1992年  布上丙稀  100×200cm

　　李山（1942— ）的《胭脂》是90年代政治波普的重要象征。实际上，《胭脂》的真实底蕴是“性”，可是，《胭脂》的获得和成功，却是因为这种性的暗示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缘故，是因为意识形态冲突、尤其是东方和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语境的缘故。李山于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以行为艺术“洗脚”而知名。李山曾经策划和参与了1986年的“上海第一届凹凸展”与1988年底的“上海第二届凹凸展——最后的晚餐”。进入90年代后，李山开始从事波普风格的创作。“后八九中国新艺术”、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和1994年“巴西圣保罗双年展”是李山“胭脂”形象产生影响的关键性展览。李山的表述尽量追求一种远离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的姿态，他将艺术的目的用一种隐喻性的修辞遮蔽掉了。可是，在90年代的中国，在政治波普的历史语境中，李山的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视为可信。那些看来是属于艺术修辞层面的反讽、揶揄、隐喻、嘲笑、暗示、比喻，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的话语，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山的艺术是“政治波普”中的重要部分。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李山用自己的艺术对即将忘却历史的人们做了最后的提醒。尽管这种提醒充满了诡秘的诱惑力。

余友涵  《毛主席和韶山农民谈话》  1989年  油画  167×119cm

　　余友涵（1943— ）在80年代的艺术风格属于抽象主义，那些无穷无尽的点子从一开始就不试图向观众说明什么内在含义。从1990年起，余友涵开始用一种特殊的风格描绘毛泽东的肖像。余友涵笔下的毛泽东大都选自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毛泽东照片，艺术家将其表现为一种印花布的效果。画中的那些符号是随意的，没有经过精心雕凿，就好像中国民间工艺中的劣等次品。现实中的“龙凤图案”被艺术家戏拟，而价值判断最终却因为艺术家摆脱不掉的个人历史情结被模糊了。艺术家在1997年7月的一篇短文里叙述说：

　　我画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想表现中国，表现历史，也表现我所经历的生活。但作为艺术家，这种表现都是以我个人喜欢的和能够做得到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与开放的邓小平时代给中国的艺术家带来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这使我能够对毛泽东这个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人物做出符合自己风格的艺术表现。

　　尽管余友涵表达了对“政治波普”概念的毫无兴趣，但事实上他的作品仍然没有能够摆脱“政治”化的命运：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的毛泽东形象成为意识形态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历史语境中，个人的兴趣与表现游戏不得不被填充进冷战后的政治佐料，这些政治佐料既可以来自中国的批评家、海外的画商、西方的主持人，当然也可以来自艺术家本能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