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王广义（1991）

王广义

　　1990年10月，《江苏画刊》的读者读到了艺术家王广义（1957— ）发表的以下文字：

　　艺术家们以在共同的幻象中所经历的一般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共同建构神话史，在这种神话史中，一切都经过夸张和放大的人文处理。当一个艺术家完全沉迷于这样的“情境”之中，无疑会相信这个“神话”的。这种神话的幻觉感从文艺复兴至今一直使得艺术家们自认为他们是在同神对话。欧美一些艺术家在20世纪末叶开始对这个神话表示了怀疑，但也往往是不自觉的，像波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这样的前卫人物也还不时地误入神话的迷雾之中，这种悲剧是由“现代艺术”的语言惯性所导致的。其实“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语言发生之原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这种语言的相承性包含了艺术代表和艺术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抛弃掉艺术对于人文热情的依赖关系，走出对艺术的意义追问，进入到对艺术问题的解决之中，建立其以以往文化事实为经验材料的具有逻辑实证性质的语言背景。如果我们发现“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为我们当代艺术家遗留下许多的问题，每个个体艺术家都可以选择和发现某些问题来作为自己工作的逻辑起点。

　　发表这篇短文时，王广义已经从珠海调入武汉工作。该期刊物还发表了王广义在印刷品上“覆盖”名画和名曲的实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当代艺术”这个词汇最早严肃使用的记录，这表明敏感的艺术家已经感觉到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的差异，改变了对艺术的看法。

王广义  《大批判——万宝路》  1992年  油画  175×175cm  中国私人藏

　　作为政治波普最主要的作品，王广义的《大批判》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批评家的普遍认可，因为，在那些尺寸不大的油画布上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头图案与商业社会的符号标志的结合，将“绘画性”降低到了可以无视其存在的地步。王广义对产生波普艺术的历史本身没有兴趣，他想找到的是一种逃离“意义”的方法，一种抛弃“艺术性”的可能性。当1990年底《大批判》出现之后，王广义说：

　　我的《大批判》可能是在背景材料和“个体性话语”之间建立了一个误读和延异的陷阱。其实就艺术家而言，他的“个体性话语”的形成就是在不断设立陷阱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挖陷阱先于“个体性话语”，也可以说是干活先于思想，如果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写作先于思想”。

　　王广义将自己的“大批判”视为“一批解决商品经济问题的后波普作品” ，他想借用“文化大革命”的通俗图式给予商品经济一个调侃和揶揄。可是，由“工农兵”构成的“大批判”图式提醒人们的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截断纵向引申的方法并没有阻止图像的历史象征，它仍然容易让人联想到十多年前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专制的历史。不过，在逻辑上没有关联的符号与图像的并置的确截断了意义的阐释，起码，艺术家将阐释的逻辑平台给取消了。

　　批评家栗宪庭在1993年1月的《创世纪》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89年后中国艺坛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里这样写到：

　　1989年以后，’85新潮的艺术家放弃严肃的形而上姿态，高举解构主义的旗帜，纷纷转向政治化的波普风格。他们借调侃、幽默的方式去表现毛泽东及其他政治题材作品的热流，我称其为“政治波普”。

　　事实上，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早在1990年10月份就完成了。  之前，王广义的《大批判》开始得到部分批评家和艺术家的重视，关于《大批判》的图像和文字开始陆续出现在媒体之中，而以1991年3月22日的《北京青年报》第六版的整版报道最为充分与突出。尽管《大批判》产生于一种趣味的偶然，但是无论怎样，《大批判》以其不可更改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图像成为了批评家可以利用的资源。

　　早在1989年，上海艺术家王子卫采用没有任何技法的平涂方式将毛泽东的形象置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但王广义在1987年至1988年创作的打格的毛泽东像已经显露出一种对政治进行调侃和解构的倾向。之后，艺术家将“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大批判》的美术报头和宣传画，与中国人熟悉的如“万宝路”、“可口可乐”这样一些西方流行品牌的标志并置起来，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符合商业化潮流的中国形象。王广义做出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敏感和意识形态的冲动，毋宁说是出自他在1989年之后对艺术产生的杜桑式的质疑。早在1991年3月，王广义就已经以一种貌似有教养的姿态，透露了他的反艺术的内心秘密：

　　我的艺术活动曾涉及过有关信仰、崇高、偶像等问题，于是有人把我称为一个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性主义者，当我后来又搞了些别样的作品，又有人怀疑我是一个信仰阙如的人，一个文化虚无主义者。其实艺术家就个体而言，他仅仅对艺术在社会结构中生效法则负有责任，有如运动员仅对田径场上的规则负有责任一样，其他的问题不过是社会学意义的外围描述。艺术家应当直接面对真实存在的东西，否则会影响自身在竞争中的最佳状态。在这方面批评家是有责任的，那种将普遍性的带有抽象的人性完善的东西与具体的学科规则混为一谈的作风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将导致人类智商平均值下降。 

  
　　王广义在90年代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大批判”系列是政治波普最典型的作品。在中国前卫艺术家当中，王广义是清楚地理解到艺术的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少数艺术家之一。他十分清楚，像《大批判》这样的作品，不过是一种时代问题的表意符号。这些符号是如此真切地象征着这个特定时代，人们——尽管有大量的西方人——对这样的符号又是如此地有话可说，以至于在不谈论任何艺术语言推进的前提下，它们都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前卫艺术的某种代言，某种超级能指。仅仅这一点，就已经足以使王广义的《大批判》成为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重要历史文献。

Flash Art 1992年1—2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