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扬  《大风景—赶路》  1992年  油画  168×238cm

　　由市场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的认识开始于在90年代成为策展人的批评家。在《艺术•市场》第6期，批评家黄专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赞助历史》的长文，在这篇文章里，黄专提出了书写艺术历史的全新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现代美术史基本上还是一部新闻效应史，一部几乎没有艺术竞赛规则，没有艺术仲裁人，甚至没有合法的艺术活动舞台的历史，一部充满着库尔贝情结的历史。在这样场景中，艺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与社会格格不入，对政治气候的依赖已表明了现代艺术的不成熟和脆弱。显然，对于我们来说最紧迫的课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摆脱亢奋的运动状态，用一种更为现实的方式去重新营造我们的历史。

　　黄专的这种激进主义的历史态度将艺术的风格史暂时放在了一边，而将对艺术的判断放在了“规则”与“仲裁人”手中，并且涉及到了艺术史的“合法”问题。

　　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讲，规则也许早已存在，但那通常被称之为“标准”，而标准的制定人以及标准本身涉及意识形态与权力问题。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家非常自然地组成团体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标准”之下得不到认定，官方美术家协会的写实主义和政治标准将除此之外的艺术排斥在正式的展览之外，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主席以及由他们决定的各个具体的委员会构成了艺术的“仲裁”集团。由于这个体制的封闭性特征，它缺乏对艺术发展与创新的激励机制，使得那些控制权力的“专家”成为艺术的僵化“规则”的最终裁判。他们决定着谁的艺术作品具有“发扬传统”的特点或“勇于创新”的表现；决定着谁的艺术沾染有“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或具有“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倾向。然而，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果，则可能在金钱的帮助下，不顾政治权力的禁锢而使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合法化，使新的作品得到社会的认定。显然，黄专所说的“规则”或“仲裁人”与市场游戏规则有关。在针对那些对商业化的反感态度时，黄专说：

　　这种态度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凡•高，这位愤世嫉俗、一生潦倒，生前只以低价出售过一幅作品的画家，今天已成为西方艺术市场中最走红的角色，而历史认可他的方式偏偏是金钱：八位数的卖价。当然，你可以说没有八位数凡•高照样伟大，但我想脱离具体艺术情景去谈论艺术品或艺术家的伟大是件靠不住的事……今天，你可以抱着凡•高的态度去创作和生活（事实上，在凡•高式的诸多烦恼中，卖不出画也是一种），并指望自己的作品会在死后某个幸运的时代中被认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这样一个现实：艺术家和艺术品以商业化的方式进入历史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史的最基本的方式。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艺术史编造了不少有关艺术家如何由于他们天生孤傲的性格癖好而显得伟大的神话，但却很少告诉我们每个艺术家的成名都有着极其复杂的现实方式，他们背后和周围的各种政治、宗教势力、各种趣味集团、艺术经纪人、画商、订货人、收藏者、批评家都对他们作品的历史化过程产生着微妙而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艺术•市场》和其他艺术杂志中，关于批评和批评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普遍的论题，这不仅是因为艺术领域的写作者大多是批评家，更主要的是，这些批评家一开始带有极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促使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清楚，官方美术家协会的展览方式已经不适应年轻艺术家的艺术工作，其中既有涉及艺术标准的意识形态问题，又有体制和经济上的危机，因此，他们希望市场给予新艺术以青睐。殷双喜在发表于《艺术•市场》第4期的《批评与市场》一文里曾经将批评作为艺术家与市场的“中介”，提出了批评家的职业化问题。他认为，批评与市场的关系“类同于商品检验、鉴定与商品产销的关系”；鲁虹在他的《也谈批评与市场》开篇就指出，中国艺术的标准和市场中价格的混乱是中国艺术市场面临的“重大艺术问题” ；郎绍君则在他的《批评家的介入》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艺术市场，有众多的事情要做，但有一条是绝对重要的，即艺术批评家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