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冲  《生命之像》  1992年  油画  160×110cm

“广州双年展”

    　1992年10月23—31日，“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以后习惯简称“广州双年展”）。在广州中央酒店国际会议厅举行。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约350名，共计600件作品，除中国艺术家外，也有少数英国、意大利的艺术家的作品。

　　“双年展”的评审集团包括：艺术主持人、艺术评审委员会、资格鉴定委员会、法律顾问、公证人、秘书处。参与艺术评审委员会和资格鉴定委员会的批评家有吕澎、邵宏、杨小彦、严善錞（1957— ）、易丹、祝斌、黄专、彭德、殷双喜、皮道坚（1941— ）、易英、陈孝信（1943— ）、顾丞峰、杨荔。

　　“广州双年展”采取了艺术主持人制度，赋予了艺术主持人相应的权力。他主持整个评审工作，拥有获奖提名的最后仲裁权，他是协调评委与鉴委关系的中心枢纽。“广州双年展”在学术上的倾向性主要是由艺术主持的学术立场以及判断能力所决定的。艺术主持人的工作与权力事实上接近国际展览中的策划人。“广州双年展”设立了评审委员会和鉴定委员会，目的是通过“两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艺术主持人的权力，防止出现权力的滥用，以保证“广州双年展”评审工作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严肃，保证学术导向在学术意义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两委”以论文形式提供了基本的学术背景；在学术上，通过推荐获奖名单和参与投票以及撰写书面评审意见书，为艺术主持人的最后仲裁和提出学术结论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学术基础，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制约了艺术主持人的权力。

　　将中国批评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地位、身份和作用与西方批评家进行机械的类比是不合适的，他们所面临的是特殊的中国现实。但是，无论如何，“广州双年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批评家控制着学术和展览操作的权力。参与“广州双年展”的13位批评家采取了新的评审机制操作展览，这提示了未来中国艺术展览的一个趋势：由策划人操作展览的历史已经开始。

   　“广州双年展”的投资来自中国企业，它既不受制于官方美术家协会的控制，更不顺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目的，但它却或多或少受到投资企业的经济目的的影响。而这正是“广州双年展”批评家尴尬的地方。所以，在对“广州双年展”的性质做出评价时，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无论如何，“广州双年展”的市场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广州双年展”由于投资的规模和操作的市场化，使在过去展览中很少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凸现出来：例如法律问题，如何建立并完善艺术品的运输、保险制度的问题，税收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与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市场经济开始起步，而又缺乏相应制度安排的时期，“广州双年展”的操作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针对市场机制的乌托邦理想在“广州双年展”的前言《展开90年代》里表述得异常清楚，文章提出了制度性的建设与问题，并对市场给予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

    　“双年展”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任何一次展览。在操作的经济背景方面，“投资”代替了过去的“赞助”；在操作的主体方面，公司企业代替了过去的文化机构；在操作的程序方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书代替了过去的行政“通知书”；在操作的学术背景方面，由批评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代替了过去以艺术家为主的“评选班子”；在操作的目的方面，经济、社会、学术领域的全面“生效”代替了单一的、领域狭窄的并且总是争论不休的艺术“成功”。“双年展”的这些特点表明了一个事实：90年代的中国艺术史已真正全面展开。

    ……
　　“双年展”的参与者──企业家、批评家、艺术家、编辑乃至律师、新闻记者──正是通过对“双年展”的参与，开始了建立当代艺术市场这一课题的求证与解答。更多的人已经清楚：在90年代，市场问题就是文化问题。

　　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传统的艺术观念、旧有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的局限，现代或者当代艺术的发展仍然是十分艰难的，它陷入官方艺术文化机构的漠视、反感和批判以及经济资源的严重匮乏这两大困境。  不过，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当一个社会的商业化趋向越来越严重，当经济的权力开始干预甚至控制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时，现代艺术受旧有意识形态及相关政治权力的影响也会因此减弱，这就为采用经济手段支持现代艺术创造了条件。“广州双年展”的开展与结束，表明新艺术第一次因官方的认可、学术的评定、法律的保护、经济的支持和媒介的认定而取得了合法化结果。

　　“广州双年展”揭示出：艺术市场已不再只是一个物物交换的空间，而是涉及由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新闻传媒体系所构成的一种新的制度的建立。当然，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市场，其努力的范围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调整意识形态的权力范围、建立完善的艺术立法、改变旧有的税收制度、建立艺术保险制度、调整画廊管理制度等等，这一切的困难程度和艰巨性都是当时参与“广州双年展”的批评家知道但没有充分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