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旭辉  《有拱门的红色调家长》  1990年  油画  150×120cm  香港汉雅轩藏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带来的画廊体制的影响，使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逐渐开始意识到，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需要在一个综合的艺术系统中生存和发展。从这一点上看，“广州双年展”和“后八九中国新艺术”从根本上颠覆了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浪漫主义基础，引发了艺术家对名誉地位的调整和收入分配的关注。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偶像是凡•高的话，90年代的新艺术家们却发现了新的楷模，例如沃霍尔。正是这位美国艺术家关于“15分钟”之内获得成功的说教，赢得了许多中国现代艺术家的赞赏。

   　“后八九中国新艺术”于1993年1月至2月期间在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大会堂举行。展出了由50多位艺术家的200多件绘画、雕塑及装置作品。展览的作品被分类为“政治波普风”、“无聊感与泼皮风”、“创伤的浪漫精神”、“情意结：施虐与受虐”、“新道场”、“内观与抽象”六个部分。王广义、余友涵、李山、邱志杰、方力钧、刘炜、张晓刚、周春芽、毛旭辉、张培力、曾梵志、谷文达、徐冰、尚扬、丁乙、隋建国等数十位艺术家参加了展览。同年3月，张颂仁将展览的意识形态立场给予了强调，以“政治波普”为主体构成“中国大陆政治波普”展，巡回到台湾台北汉雅轩和澳洲悉尼美术馆展出。

王子卫  《奖状》  1990年  布上油画  91.5×147.3cm

　　“八九中国新艺术”的展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5 他们从“新艺术”中看到了新颖的形象和透过这些新形象所显露出的中国现实状况。有趣的是，尽管艺术家们创造的艺术和制作的作品构成了新时期的艺术现象，大多数媒体却普遍关心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与金钱的关系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状况，并总是将这个展览同亚洲经济形式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政治气氛联系起来。也正是在张颂仁的支持下，“八九中国新艺术”的重要艺术家王广义、余友涵、李山、丁乙和王子卫等参加了同年由奥利瓦主持的“威尼斯双年展”。1994年，张颂仁又将王广义、李山、余友涵、张晓刚、方力钧、刘炜的作品带到巴西，参加“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中国当代艺术通过这样的展览开始陆续进入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

    　“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在香港、台湾等地产生了空前的影响，除了展览作品自身的因素外，也是因为有亚洲各地投资艺术形成热潮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亚洲更加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与地区由于有长时间的市场历史和成熟的市场机制，使得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艺术传统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产生更有效的影响。如果把这个背景同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背景联系起来，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新艺术实际上是面对着一个双重的市场格局，面对着双重的操作程序和双重的评判标准——体制内和体制外构成的平行现实。因此，新艺术在中国大陆缺乏展出和销售的机会这一事实，并没有影响其在国际艺术系统中的正常循环。它们在国内市场的疲软与国际的市场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显然，张颂仁为“后八九中国新艺术”聘请的批评家决不会来自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新艺术”的研究者只可能是对“新艺术”感兴趣的那些人。然而，通过西方艺术系统的操作，中国前卫艺术虽然避开了国家政治现实有可能带来的“风险”，但又面临新的问题。当张颂仁和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走在悉尼、威尼斯、圣保罗或其他西方国家城市的街道上漫步，当他们穿梭于西方国家的展览场所的时候，他们发现，远在国内的批评也尾随而来。批评的焦点涉及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和国际身份的问题。作为“后八九中国新艺术”策划总监之一，栗宪庭曾经表明，推出“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最初意图是“使中国现代艺术走上既有本土文化特征又有当代性的途径”。可是，另外一些批评家提醒说中国现代艺术作品缺乏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身份 。

    　栗宪庭在为自己推出“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这两种潮流做辩护时承认了当代艺术存在着“中心与外围”的区别，可是他强调，对话是绝对必要的：“当代艺术是一种在现代艺术基础上的国际共时性的艺术，只有当代艺术能消解中心与外围的问题。正是这两点，中国当代艺术才能与西方或者说国际中心艺术世界进行对话……当代性正是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区别达到同一的起点，没有什么谁迎合谁的问题。其实，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加个性化。”

　　与栗宪庭的观点不同，批评家兼编辑的黄专在为《画廊》开辟的“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获取国际身份”为题的讨论撰写的前言中这样写到：

　　近几年来，在艺术界中西方对东方的关注，是国际当代政治版图上“后殖民主义”、“非欧洲中心化”思潮的一种反映，它有没有冷战后西方中产阶级和文化界对东方的那种“含情脉脉”的文化猎奇的味道呢?我们是否应该去迎合这种趣味抑或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定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方位呢?以何种姿态进入国际或者说如何深入了解国际规则、摆正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位置、认识其准确的国际价值是从文化意义上真正使“中国话题”转化成“国际话题”的前提条件，否则，国际机会就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