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  《城市之光—眼镜店》  1989年  油画

新生代和新生代画家

　　于1991年7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新生代艺术展”是艺术家王友身（1964— ）、批评家尹吉男（1956— ）、周彦、范迪安、孔长安共同策划举办的。由于展览的组织和主办单位是《北京青年报》，作为报社的编辑王友身事实上成为这个展览的执行策划人。参展画家为王浩、王华祥（1962— ）、王玉平（1962— ）、王友身、王虎、刘庆和（1961— ）、周吉荣（1962— ）、王劲松、宋永红、朱加（1963— ）、庞磊、喻红、韦蓉、申玲、陈淑霞、展望。

曾浩  《气球系列之三》  1992年  布上油画  146×117cm

　　展览目录中，批评家周彦注意到，“一种轻松的调侃意味”和“独创性的语言”在作品中出现。新生代画家开启了调侃意味的表现语汇，虽然他们没有对这种状态做强烈的夸张，但这种语汇却为所谓“玩世现实主义”提供了精神背景和材料准备。

　　将刘小东的个人画展和“女画家的世界”视为“新生代”倾向的开始是批评界普遍的看法。在此之后，北京，尤其是中央美院的教师又举办了透出相似氛围的展览：如“王华祥画展”、“喻红画展”、“苏新平画展”、“申玲画展”、“赵半狄、李天元（1965— ）画展”。直至“新生代艺术展”的举办，一个由更年轻的艺术家的工作形成的新艺术现象出现了。

韦蓉  《守护在海滩》  1996年  油画  97.4×130.5cm

　　新生代艺术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他们没有发表正式的宣言，也没有成立什么的艺术团体。他们对80年代艺术家那种疯狂的理论阐释毫不关心，也不热衷于为自己的作品寻求系统的理论依据。他们甚至没有写作的兴趣，他们仅仅关注眼前的细节，记录习以为常的人物或平凡事件，重视作品的制作过程，“画画就是画画，活儿要地道。”——这句出自新生代画家的话能够表明他们的精神状态。

　　较之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艺术家，“新生代”是年轻的一辈。他们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现场体验，也没有经受过极端政治年月里的各种政治运动所导致的精神压力，所以，在他们的知识背景中，没有历史包袱和感伤的回忆。这些60年代出生的画家缺乏被称之为“集体主义”的精神，现实生活的紊乱和缺乏意义中心的精神氛围使他们对“集体”抱有本能的反感。过去的艺术家们关心“人类”以及“终极目标”这类问题，“大灵魂”和“拯救”这类观念占据着许多80年代前卫艺术家的大脑。可是，新生代画家对这类思想没有丝毫兴趣，他们在面对现实时的观念与心境发生了变化：从人类到个人，从形而上的天国到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从抽象到具体，从热情到冷漠，从拯救到逍遥，从分析的理性到反映的感性，从间接的想象到直接的表现，从冒险到平静，从诗意到叙事，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中心到边缘，从焦虑到无奈，从严肃到嬉皮，从责任到放弃，从遥远到“近距离”——正是因为这样的变化，使得新生代艺术家的写实主义作品与同时存在的古典风绘画或十年前的伤痕写实主义有了鲜明的区别。

喻红  《烈日当空》  1991年  布上油画  120×160cm  中国私人藏

　　在1989年之前，与现代主义相关联的“责任”是与“意义”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前卫艺术寻求的合法化目标是一种社会集体的目标，无数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在追求这个集体目标的过程中感受了生活的意义。所以，将“新生代”理解为针对’85思潮的本质主义的反动——无论艺术家是否自觉——应该是符合历史上下文的基本语境判断。

　　新生代的这种精神状态很快呈蔓延趋势。导源于时代的虚无主义，最终引诱了一大批有同感的艺术家追随这样一种艺术风格。在第二年举行的“广州双年展”上，虚无主义的大火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空气和风力。王劲松（1963— ）、曾浩（1963— ）、毛焰、宋永红（1966— ）以及忻海洲（1966— ）的作品表现出不同风格的“新生代”。

王劲松  《天安门前留个影》  1992年  油画  125×185cm

忻海洲  《游戏规则》（1）  1992年  碳铅笔、油画  199×18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