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列支敦士登博物馆馆长乔恩·卡斯特纳 2009-10-14 18:37:23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吕澎 点击:
争论持续到新世纪也没有任何结论。无论怎样,就中国当代艺术的推进而言,“与国际接轨”或“与世界对话”已经发生,并且在整个90年代对中国前卫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非凡的动力。人们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展览中看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与西方艺术家共同出现在艺术史研究者的画册和书籍中,这样的局面

 杨少斌  《万宝路》  1995年  布上油画  230×360cm  奥地利艾舍尔美术馆藏

 


  1991年,杨少斌(1963— )从河北迁徙到圆明园艺术村,希望在那里获得发展的机会。在最早的作品中,杨少斌通过对警察的丑陋形象的表现,来突出自己对现实的调侃与游戏心态。在作品中,警察并没有与自己身份相吻合的正义感:丑陋、滑稽、让人恶心。作为权力和国家机器的象征物,警察形象在他的作品中遭到了无情的嘲笑。杨少斌对警察这类题材的关注,也许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其中隐含了对暴力的个人感受,在1996年之后的作品中,暴力和暴力行为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它们被抽离具体事件和具体环境,不明身份的人物之间的撕咬达到了极端动物化的程度。在1996年至1997年期间完成的《群殴图》里,艺术家把自己、自己身边的画家朋友之间的暴力场面戏剧化了,进一步突出了暴力的无所不在。此时期的其他一些作品中,人物之间的暴力行为几乎达到难以忍受和不堪入目的状态。紫色的斑痕、黑红的血肉、模糊肿胀的面容等等,画面提醒人们,暴力普遍性地存在于我们四周。

 

岳敏君  《发生在X城楼上的戏剧》  1991年  布上油画  190×200cm

 


  岳敏君(1962— )最初是居住在圆明园的艺术家,1991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发生在×城楼的戏剧》和《狂笑》。《发生在×城楼的戏剧》透露出了艺术家无意识资源所提出的艺术方向:历史和政治的背景、过分夸张的头部造型以及无聊荒芜的情绪。岳敏君不会再像刘小东那样保持形象在视网膜意义上的真实性,可是他要表现自己身边朋友的日常生活;他也不会像方力钧那样将自我简单地抽离出来,而是将自我与历史、社会与政治因素联系起来;他像王广义那样敏感于历史与政治现实,却不会仅仅将自己限于对类似问题给予文化上的评价。

 

岳敏君  《大团结》  1992年  布上油画  190×200cm  凯旋艺术机构藏

 


  岳敏君作品的显著风格标志,是张大嘴笑的人物头像不断地重复。画中出现大笑的形象与画家本人的性格特征甚至形象有关联。把千篇一律的笑重复于画面,表明了一种面临困惑时的精神状态。正如艺术家自己所说:“笑就是拒绝思考,就是头脑对某些事物感到无从思考,或者难于思考,需要摆脱它。”  岳敏君笔下的形象最初出自周围的朋友和自己,并且都采取巨大的人物头像作为画面主体。在使用了朋友们的形象之后,艺术家决定将那些形象仅仅限制在“自我”的范围内。没有价值感的生活导致艺术家看空一切,导致对政治的调侃态度,导致严肃的题材变得滑稽和可笑。《大团结》(1993)、《处决》(1995)、《自由引导人民》(1995)就是这样一些戏拟政治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讲,岳敏君的艺术记录了这个时期的尴尬:没有地位、没有权力同时没有什么希望的人们,在一种不断重复的笑容和调侃中来试图获得一种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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