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每个时代每个阶段的欲望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比如说“东风-金龙”后来演变为“红旗轿车”，“金龙”与“红旗”标识的演变都是一种欲望的呈现，而这些欲望有没有一定的关联性呢？
 

        王：这里边主要还有一个是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变，所以欲望的种类丰富了。在这里边我们没有说哪种欲望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问题不存在。只是由于政治的一些因素、一些变化，导致欲望的类型更丰富化。这种丰富化是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人所能感受到的。所以这里面它构成一种关系。
 

        如果这车只是以铸铁的形式放在那里，也很多元化，人们也都会知道艺术家把它还原出来，是对历史和信仰的一种敬意。但是这种敬意是否也太单纯了？那么我就融入了一些其它的因素，就是各种欲望的类型，使得这种敬意更具有丰富性，而且也更能阐释这种历史长河的政治变化和欲望的变化和欲望的丰富性。
 

        记者：“东风-金龙”应该体现了当时中国民族的自豪感，但是到后来，为什么一汽没有把“东风-金龙”的轿车发展下去，而到后来反而是消解了呢？您是怎么看到这种现象的呢？
 

        王：这个车是否继续生产，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在我看来，它本身是一个信仰的产物，或者说是一个方案。所以它的意义恰恰是由工人手工制造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义实现得特别纯粹。因为当时中国所具有的这种工业基础条件，确实是达不到的。所以只能用手工把它打造出来，这里是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严格讲，用手工打造是原始的农业社会的方式——但它用农业的社会方式实现一个工业革命的梦想，这里边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一个关系。至于后来做还是不做，讨论是毫无意义的，也许不做倒是对的。
 

        有些梦想有些奇迹，它只能是一次性的。

        你现在想想，如果现在有很多“东风-金龙”在路上开，我们不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事情在当时实际上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状态下，一些伟人偶然的念头。这个念头使中国有所崇拜的人去实现它，其实是奇迹性的一句话，但是后来嘎然而止。所以说，这个事情的意义，从一种绝对的角度来讲，可能它会超越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英国的工业革命的那种持续性，可以导致可持续性的发展，那是社会次序推进的过程，当然也有一些进步的环节，那是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从这种一闪一时的嘎然而止，更是人类的精神奇迹。
 

        我现在做的，我觉得特别幸运，因为这车独此一辆。我把这独此一辆的车，用青口铁复制出来――博物馆化的车是具体的。

        记者：能不能讲一讲制造这个车模的过程？

        王：我的翻制是要绝对忠实于原车，不做任何改变，把它彻底完成。

       记者：第一辆车现在是在哪里呢？

        王：应该是在国家博物馆。据资料记载，其实毛主席只坐了一次这个车，在中南海绕了一圈。我想毛主席其实也是一闪一时的梦想，是工人把它实现了，他坐一下也就完成了。如果毛主席一坐就坐了一年半年，肯定就不一样了，这事情具有偶然性。毛主席这种伟大的一闪一时的念头，所以这个车只有一辆，就嘎然而止了。毛主席只是在他的生命中坐了一圈再也没有坐过，这种历史赋予了“东风-金龙”一种神话，挺独特的。
 

       记者：但是它后来又转而变成“红旗”了，应该还算是发展下去了。

        王：其实按资料上记载，当时整个工厂生产的车都叫“红旗”，唯独毛主席坐过的这一辆车叫“东风-金龙”，像朱德、周恩来坐的车都是“红旗”。根据资料图片显示，其实这也是人民的意志，是当时制造这部车的工人的意志。所以我说是对皇权的最后礼赞。

        在古代，龙是天子，是皇帝，所以这也是对皇帝的一种敬意。工人打造这一部车，也是只有皇帝才能坐的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主席就不仅仅是领袖了。当然这个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更符合于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