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你究竟是怎样看待雕塑和绘画语言的通约，如何进行转化的？

　　周：现在我做雕塑并没有语言和材质的障碍，我一直对雕塑情有独钟。在纯粹的结构、体积和形态构成的世界里，没有具体叙事的罗嗦，它那简洁的形态更能体现造型艺术的内在品格，更具有普遍而恒定的象征性——我没有理由放弃这种绝佳的表现方式。

　　我从开始绿狗和红人系列创作以来就特别强调形态的雕塑性格，并特别留意主题情景与形态的匹配关系。虽然我迷恋于力量和速度的张扬，但我随时克制那种过度的动态意味，这是雕塑给我的启发，即将力量和速度蕴藏在最为精练的形体结构之中，在动态和静态的矛盾对抗中积蓄着一种引而不发的爆发力。为了追求这样的效果，我反复在雕塑和绘画之间琢磨，在绘画的笔触与雕塑的触感之间，在绘画平面和雕塑纵深之间，在形态和体量之间寻找通约的途径。我的作品虽然具有日记式的叙事特点，但我把这种叙事性隐藏在作品形态的背后。因为我明白，我是造型艺术家而不是小说家，我刻意把那些具体的叙事的细节压缩到最小的程度，即这种叙事只指向我的情感世界，但绝对不允许它过多的干扰我对艺术形象的观察和表现。我一直相信，只有那些本质的形体和非如此不可的细节才具有雕塑般恒定的象征意味，由于这样的审美趣味，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雕塑性格，这也是我急于做雕塑的内因。

　　我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寻觅着兴奋点，并不断的尝试新方法和新形态，但在视觉层面，我对那些超越具体叙述、更有象征和表现性的东西更感兴趣。在我看来，艺术忠实于生活不是艺术的美德而是艺术的沦落，作为一个造型艺术家，你的手中形象必须最终与你的现实生活——那种叙事性质剥离开来，并最终与你的名字毫无关系，独立的存在——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成功的作品，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自足而恒定——《蒙娜丽莎》、《创世纪》、《西斯庭天顶壁画》、《思想者》就是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一方面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同时也对“具体”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我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叙述者，我尊重造型的象征和神性，我更愿意通过自己创造的形象去感动和启发观众，甚至是一种震撼。

　　生活是变动不居的，而表现方式自然不能一成不变。以前“在画布上做雕塑”，现在在泥上画画，雕塑和绘画在手中对流，两种形态的呈现方式得到了通约，这让我非常兴奋——在形态的玩味和转换的过程中，一切的知识都在瞬间汇流，可以由“绿狗”想到八大的花鸟造型，想到德加的雕塑马，想到贾柯梅迪的“极限触感”，很多很多……我想，只要有真诚的表现愿望和足够沉潜的研究，艺术语言可以用两句摇滚歌词来总结：第一句是崔健——“要说的话太多”，第二是何勇——“是谁出的考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编辑：虹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