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吉纳•扎特科娃作品

   当展览来到了罗马的Scuderie del Quirinale时，它的委托人变成了科恩, 她将未来主义带回了家。对展览重新进行了修正，尽管保留了Bernheim-Jeune展览的大部分画作，广泛的主题性分组代替了历史性的重构。展览的前半部分，全都是意大利的油画和雕塑。只有先确定意大利的重要地位后，关于未来主义在国际上的传播这样的议题才可以被提及。在展览的第二半部分，科恩减少了沙龙立体主义的画作，法国未来主义者菲利克斯•戴尔•马勒（Felix Del Marle）只有一幅画被包含进去，而蓬皮杜展览中，他的画占据了半个展厅。在Scuderie，从美学上讲，最令人震撼的要属塞维里尼（Severini）和毕加索帖纸画了，以及阿尔登格索菲奇（Ardengo Soffici）和柳波夫•波波娃（Liubov Popova）的小油画。对面，是巴拉（Balla）的三幅抽象作品，标志着未来主义向前的发展；在最后的这些作品中，未来主义最终摆脱了死气沉沉、阻碍其发展的图形表现手法。

   有趣的是，泛欧洲的现代主义和先锋运动全景图，成为了科恩在罗维雷托的MART独立策划的展览《未来主义宣言100×100：100周年/100次宣言》的中心主题。在所有的百年展中，MART展可以说是最大胆无畏的展览，它突出了一战前夕先锋创作的国际精神，将表现主义者、立体主义者、抽象画家都汇集到了赫尔瓦特•瓦尔登（Herwarth Walden）的柏林周刊Der Sturm（成立于1910年），还有俄罗斯的原始主义者，立体未来主义者，光线主义者。与传统画册不同的是，展览的出版物是一本书，记录了米兰之外的未来主义的传播，每一部分都围绕着一个具体的城市展开，或者是两个城市一起：巴黎，柏林，佛罗伦萨-罗马，莫斯科，纽约。从档案性的资料里进行挑选，这本书成为了一本重要的学术性作品，体现了近二十年来的调查研究。

   MART展览通过对具体客体的深思熟虑的并置，建立起一个共鸣的网络，而没有按照艺术史常规的单向路线进行，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和其他人作品，在此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通过将意大利艺术家和他们海外的先锋派兄弟们聚合起来，展览重新解读了未来主义：它强调了一直潜在于意大利运动中的抽象性元素，这一元素在早些年里并不明显。波丘尼（Boccioni）的大型油画《人体的活力》（1913），塞维里尼的《光下的舞者的形状》（1912），都值得一提。以萌芽状态的抽象性来思考未来主义，而不是强调图解的现代性，使得我们研究的课题变得疏离起来，从而给予它新的厚度和广度。在运动本身精神的推动下，MART对于未来主义的观点期待着下一场伟大的盛宴的开始—-即抽象主义的百年庆——是的，它很快就会到来。

   作者玛瑞亚•高 (Maria Gough)为哈佛大学现代艺术Joseph Pulitzer Jr教授。

   译/ 王丹华 

【编辑：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