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汪建伟感兴趣的是观礼台背后的事实,比如观礼台是应什么样的需求产生的?为什么要建在天安门边上?谁又能够上观礼台?他觉得,这些元素合起来,再加上作为建筑实体的观礼台,才能让观礼台成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建筑。

　　张开济记得当时是周恩来说,为了1959年大阅兵,让外国友人和中国的工农兵代表也能在天安门观看阅兵和游行,要建一个更大的观礼台,但必须跟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还要有厕所、贵宾厅之类的设施。

　　除了张开济,当时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者张镈也有一个方案竞标,这个设计跟天安门城楼很相似,也用了很多琉璃瓦。汪建伟看过两个方案,觉得张开济的方案为了功能而设计,看不出是新建的。

　　至于谁能上观礼台,汪建伟也做了很多研究。上观礼台的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是各国使节;第二类是不够上城楼资格的领导,在1950年代,这部分人包括大将以下、少将以上级别的军人,以及地方区域的政府官员;第三类是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

　　萨特和女友波伏瓦也上过观礼台,那时他是法国共产党员,法共派他们以及其他人到北京观礼。汪建伟还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看到:“萨特在观礼台上,看到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如此繁荣,激动得热泪盈眶。”顾铮帮汪建伟找到了萨特上观礼台的这张照片,只是“热泪盈眶”还有待考证。

　　观礼台的使用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从1959年建成后到“文革”前,每年都要使用;“文革”期间的使用情况不详;“文革”后,直到1984年,由邓小平启动,庆祝35周年;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时候又用过一次;然后是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