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开始打算用“切片”的方式来呈现观礼台,即从观礼台中选取一段按比例翻制,展示它的外表和截面。他一直不知该用什么材料、该做多大,才能让观众不陷入“切片”本身,而能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意识形态建筑”的含义。“意识形态”对他而言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必须强调一种明确的东西,比如谁能上观礼台、谁不能上。他曾想过用软体材料来做观礼台的模型,软体模型一半被支起来,一半被叠起来,以颠覆人们通常对“建筑”的概念。

　　2009年4月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展览,汪建伟最终采用了诺曼·福斯特公司的建议,抛弃“实体”,借用电脑技术把张开济的图纸建成一个虚拟的三维模型,再把这个模型放到曼彻斯特的三维电子地图上,做成一个互动装置。

　　英国观众可以通过操作电脑,把观礼台模型放到曼城的任一位置,再选择自己站在观礼台上的位置,就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这样操作后的效果。

　　展览在英国并没收到太多反馈。不过有意思的是,世界史学大会那时也刚好在曼城举行,还把“国家遗产”展览当作其中一个主题。这让汪建伟觉得已经有了进步,至少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出国展览,就被明显地贴上“中国”标签。

　　深圳的展览中,汪建伟采用全新的设计方案,按照福斯特的三维建模,按比例还原成实体的“观礼台”。实际上这个观礼台跟张开济的已经不完全一样了。

　　观礼台一端摆放着一部分张开济的设计图,以及英国建模的图纸,另一端是一台电视台在播放一堆人在天安门前照相的情景。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孩子到展场转了一圈后,又疑惑地离开了,一边还嘀咕:怎么连个文字说明都没有呢?“有说明也不一定看得懂。”黄专觉得展览的作品中,汪建伟的是最没办法大众化的。

　　汪建伟觉得“模糊”才是这个作品的意思所在,他希望能在“西方话语体系”之外,找到另外一套适合中国的,与中国的民众、中国的文化建立关系的可能性。他愿意这样去理解“国家遗产”这个概念———一种跟时间有关的关系,而不是那么去强调这个词语所携带的政治含义。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