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桂彦：近两年，你相继推出了几件大型的装置作品。《工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初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毛同强：四、五年前就在思考这件作品。作品产生的动机应该是第一步的，此前，一直在考虑怎么使用现成品，开始时面对的是一个工具，就是说一个物理性的工具。但是，后来发现，没有任何工具是纯粹的，它们都负载着意义，而且这些意义有时会显得非常神圣和庞大，比如，工具就可以涉及到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个政权，应该说，从苏联传过来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影响我们。

    　何：你是说作为镰刀、锤子的工具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而且，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是从苏联借鉴过来的，至今仍产生着影响。
　　毛：这种影响是挥之不去的。

  
   　 何：于是，你想利用装置的方式来呈现这种影响。
    　毛：开始也做过一些平面的作品，但感觉这种表达过于直接。

   
    　何：平面的是哪一类，是架上绘画？它们是什么风格？
　　毛：就是画，有点像波普，因为作品中出现了一些来源于消费文化的图像。

   
    　何：介于“文化波普”与“政治波普”之间？   
　　毛：是的。和过去不一样，在今天的语境下，一种最时髦的说法是超越意识形态。然而，在我的理解中，意识形态是一个软性的东西，虽然它变化很快，但还是影响着我们，左右着我们的生活。

   
   　 何：以前的意识形态能直接左右现实生活。表面上看，今天的意识形态话语虽然有所淡化，但并没有消失，它被其他一些话语“隐藏”起来，并通过一些间接方式来影响我们。
    　毛：依然是存在的，但要用视觉艺术的方法去解释这个问题仍然有一定难度。我最初的想法是想还原一个现成品的物理属性，工具就是工具，去掉人为赋予它的使命感和象征意义，物就只是物。后来我就开始收集了。

   
    　何：什么时候开始的？
    　毛：三年前，2005、2006年左右。

   
    　何：总共收了多少件工具？
    　毛：有三万件。

   
    　何：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而收集也会成为一项艰巨的工程。是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吗？
    　毛：对。我最初的想法是想沿着长征路线，从江西到陕西，一路收集过来。后来，我又觉得这个有点做作，觉得没有必要去强调工具本身诞生的过程，相反，重要的是去呈现，作为现成品，它们是如何被赋予意义并且怎样影响我们的。

   
　　何：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现成品的概念，物即是它本身；另一个是，如果放在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背景下，镰刀、斧头实际是农民和工人的化身，它们能体现共产党内在的政治诉求，毕竟，新中国的建立是不能绕开工人和农民在当时所做出的贡献的。尽管《工具》是一件装置作品，它却有很强的政治指向性。
    　毛：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人群的集合。从国家建立的角度讲，在最初打天下的时候，民众实际就扮演着工具的角色。

   
　　何：问题就在于，当把这些收集来的工具放在一个整体的空间中，量变产生了质变，它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然而，从堆放的方式上看，它们又好像是被遗弃了的。如果做眼于整体，这些工具又是无名的，换句话说，这些个体已经消失在整体的叙事中了。你的作品有没有一种政治诉求？
　　毛：抛开工具的物理性能，这些镰刀、锤子实际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不管大家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价值体系是被建构起来的。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今天，这个价值体系已经不存在了。

   
    　何：可不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个从物理的工具层面讲，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这些工具已经被先进的技术、机械所取代了。另一个方面，这件作品还涉及到对一种价值体系的追忆，因为这些工具本身是代表工农的，然而，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中，社会的主体已经是中产阶级而不是所谓的工农，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能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这件作品吗？
    　毛：可以。至于说在今天这个社会变革的大背景里，其实早已重新洗牌，在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工农实际出局了。就像你说到中产阶级，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但有这么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中产阶级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

   
    　何：《工具》虽然是一件装置作品，但它有着强烈的批判性？
　　毛：是，批判性是肯定存在的。《工具》给人更多的是一种宿命的感觉。

   
　　何：从展览堆放的形式上看，“工具”已经被遗弃了。这或许就是你所说的一种宿命感。追溯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辛亥革命”以来，不管是国共合作期间，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阶段，包括建国后，“工农”都是社会变革中的主体。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中，虽然“工农”在被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进行表述时，他们仍居于绝对主体的地位，但实际上却被边缘化了。这也是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后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毛：主要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今天，当代社会已完全物化了。在一个物质世界里，利益对于任何集团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整个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工农”恰恰成为了弱势群体。

   
   　 何：在“意派”展上，我看到了你的另一件作品《船》，这件作品跟《工具》有没有内在联系？
　　毛：《船》仍是用最基本的工具做成的，非常的具体，但多少有一点悲悯的情怀在里边，同时，船也可以具有多重的意义，比如，帮人度过苦难，船和水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

    　何：一方面，在古代，我们就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说法。另一方面，由于“船”是由镰刀、斧头组成的，因此，这艘船不仅是一件艺术品，也可以具有某种政治象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船上召开的。在创作之初，你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毛：有悲天悯人的诉求。船本身没有意义，但船和水形成的意义很重要，水可以把船托起来，也可以把船掀翻，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们回顾历史上所有的成败、得失，然后再来看当下的体制，几乎我们今天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中国民众与政权体制保持的那种特殊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