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何：即将在墙美术馆展出的《地契》是否延续了先前的创作观念？   
    　毛：应该是《工具》的一次延伸，而且更加的具体和文本化。

    
    　何：这件作品共使用了1400多件地契，你花了多长时间去收集它们？
　　毛：我很多年前就收集文献了。一开始收集了很多人事档案，从建国到现在各个时期的都有。人事档案体现的是一种管理体制，它既是一个管理系统，也是一种权力体系。后来这些东西丢了。我在收档案的同时也收了很多地契，我对它们有一种莫名的兴趣，觉得地契本身在视觉上很好看。最初是出于视觉上的喜欢，但收多了以后，就发现地契背后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谈到的地产、民工，以及城市化进程等等问题都和土地有直接联系。基于这种考虑，我就成系统地收集，最后就希望把它们拿来做作品。

   
    　何：我发现这些地契在时间上有一百多年的跨度，从康熙、乾隆时期到2007年，各个时期的都有，换句话说，如果将这些地契放在一起，它们是能为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提供一个独特的历史视角的。   
    　毛：其实，所有大规模的战争、政权的交替、体制的变化都和土地分不开。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为土地而战，因为只要土地合法了就标识着一个政权具有了合法性，所以不管是那个政权，它们都始终关注着土地问题。尤其是在今天，土地作为一种财富，它的转移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巨大的权力，因为土地和产权的变更都是有成本的，而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暴力和政权所拥有的权力来解决这个成本问题。   
    　何：也就是说，土地问题的背后涉及的其实就是政权和暴力的问题。
　　毛：对。地契的背后就是权力与暴力。

   
    　何：实际上，我们在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的文化积淀着五千年的历史。其实，除了宗教、血缘，以及儒家的一些纲常伦理外，一种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式其实就是土地，毕竟，我们的文化是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过来的。在此次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几个重要的时期，地契相对的多，一个是民国初年，大致在1912-1915年之间，另一个是1950到1953年，再有就是1979年前后。另外，在相同的年份里，不同地区的地契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就拿1942年来说，既有瑞金边区的、也有伪满洲国的，还有国统区的。实际上，这些同期但不同地域的地契刚好能折射出当时中国的政治化格局。
　　毛：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新政权对百姓的安抚，以及民众对新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大多是通过新的土地政策来实现的。比如说“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一种安抚和激励民众的方法，然而，在消灭了有产阶级，需要用无产阶级的民众来拥护这个新政权的时候，所以在1950到1953年期间，政府销毁了很多地契，逐步的、有计划的消除土地的私有化。50年代中后期，国家要实行全面的工业化，于是，我们向苏联学习，这时，我们就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民众开始把土地的经营权上交给国家，等到农业社的时候，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都上交了，最鼎盛的时期是人民公社，土地完全地实现了国有化，农民再次成为了国家永远的长工。

   
　　何：在我的理解中，文革结束后，新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起步的，这集中体现为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就艺术创作而言，80年代初的“乡土绘画”就反映了当时农村所体现的变化。但是，80年代中期，城市化的变革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主导性目标。尤其是1985年1月1日，当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时，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中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将全面展开，城乡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将会形成。换言之，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入城市，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为主体的工业体制改革的迈进。在艺术创作上，都市题材开始取代了早期的“乡土绘画”。不过，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都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由社会变革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并引起了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广泛关注，其中最为瞩目的是贫富差距和“三农”问题。而直接与“三农”相关的就涉及到土地政策、农民的收入、城市民工、以及农村原有的文化生态的破坏等等问题。在《地契》这件作品中，你是怎么通过“地契”来言说它背后承载的社会学意义的？
    　毛：中国的整个历史到今天都和苏联很相像。土地要成就革命，还要成就政权。苏联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一样，要实现工业化的变革就不得不牺牲农民的利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就更加地牺牲了农民。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农民的利益恰恰是最没有保障的。于是，这必然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说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他的身份就很难确认了。在城市里边，他只是一个民工，社会地位很低，享受不到都市人的社会福利，医疗也没有保障，等他在都市里消耗完自己的能量后，他依旧是一个农民，他的社会身份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现在很多的农民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

   
    　何：这里就涉及到土地政策与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了农民文化和社会身份的双重缺失。
　　毛：这种游离的社会身份在本源上是由农民失去了土地所带来的。

   
    　何：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好理解，比如今天的都市扩张，从中心向郊区的蔓延，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理解，都市化的扩张和农民失去土地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毛：问题也在于，土地维系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和地域关系，它维系的是一个族群和农村社会。就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根是与土地密切相连的。但是，一旦没有了土地，农村文化就没有了这个根，于是，族群开始消逝，农民的文化认同感也就没有了；就精神生活而言，人们对生命没有了归属感。在过去的农村社会里，由于有宗教，有家族、宗族上的关系，社会有很强的凝聚力，但是失去土地后，这种关系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何：土地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农民的生活与文化方式都将发生改变。
    　毛：土地不存在了，那种与之相维系的“乡绅文化”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