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应该说，这1400多件地契本身就是很好的文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但是，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你是如何将这些材料跟当代艺术的视觉方式、展现方式、观看方式结合起来的？因为要将作为历史文献的“地契”转换成一件当代艺术品，其间需要找到一个连接点，你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毛：虽然收集地契，但我并不是研究地契的专家，和那些专门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比较起来，我们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对地契的使用首先是在当代艺术的形态范畴展开的，其次考虑的是视觉表达的问题。

    　何：也就是说，作品最终要回到视觉上。
　　毛：对。专家研究地契更多是从学理上、逻辑上展开，他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角度切入，同时也包括材质上的签定与分析。对于我来讲，地契的视觉表达可能对我更有吸引力。再比如，如果是在博物馆里，地契是作为文物来供大家观看、欣赏的。但是，当我把它们收集到一块，将其集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改变了自身的属性，也不再是文物，而是一件装置作品了。而且，它们在视觉上带给人一种震撼，与观众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和观看关系。

   
　　何：如果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切入，“地契”涉及的是物品或现成品如何转变成艺术品的问题。追溯起来，这种观念肇始于杜尚，当然，也包括60年代极少主义的一些作品。应该说，从现成品到装置作品的衍生主要跟创作方法论的改变有关，因为它涉及到对艺术品的本质进行重新的界定。
　　毛：虽然这里涉及到创作方法论，但我并不想去讨论它。因为从杜尚到博伊斯，这种现成品的创作传统在西方快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而言，你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具有原创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你的触角是不是很敏锐，你有没有现场的这种触摸感。《地契》主要是呈现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而且，它一看就是中国艺术家做的。我不想针对艺术史去做作品，相反，只想针对我生活的社会现场，我的感受来创作。

 
　　何：除了现成品的转换外，《地契》还涉及到另一个语言本体的问题，那就是空间、现场、人所形成的一种“剧场化”的观看关系。从形式表达的角度讲，从《工具》到《地契》，你都有效地利用了单一元素的重复性，然而，由于量变引发了质变，这些重复堆积的“工具”或者地契在空间中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形式，而且，它们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在我看来，这种仪式化的形式背后恰好承载着你对历史的一种反思性的视角。   
　　毛：我非常重视作品与空间形成的张力关系，也强调作品那种局部的可阅读性。因为地契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而是岁月打磨出来的，它经过了几代人的传承，承载着家族的兴衰与荣辱，也可以折射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最初，地契是有用的，现在没有价值了，成为了一张废纸，最后成为了我作品的元素。我对展示方式的强调就力图呈现地契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感和社会意识，我想把作品具体化。在这个问题上，我经常会拿中国的艺术家和前苏联的艺术家做一个比较，前苏联的艺术家做得很深入，像卡马可夫这样的艺术家，他们会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意识融入作品，而且有独立的个人视角。

    　何：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除了语言形态外，地契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毛：因为语言主要是针对艺术史的，它从一开始就从属于一个语言系统。但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的亲身感受和我生活的现场，即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我所要描述和表达的也是我真正体会到的，而我的材料也会选择一个从民间而来的东西。比如，我选择的材料一定要有人气，肯定是经过历练和岁月磨砺留下来的东西。包括装地契的镜框也是我从全国各地收来的，这个镜框也许悬挂在窑洞里，也许是在白墙上，但是大家都敬仰它，因为它能光宗耀祖。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管经历了什么磨难，最终它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器物。于是，我把它收集起来，装上地契，拿到现场，但它身上的人气是挥之不去的。

　
　　何：也就是说，你只选择那些承载着历史和个人文化记忆的材料来做作品。
　　毛：是的。

　　何：你刚才谈到，之所以将地契挂在墙上，是因为它在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存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崇拜它。然而，这种崇拜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觉观看方式本身也就被意识形态化了。此处展览上，你也特别强烈这种观看方式？
　　毛：对地契产生崇拜的眼光是因为它们太重要。然而，当这些地契废弃之后，它们就再也没有了价值，成为了废纸。我将它们堆积起来，你就会发现，这种方式本身就会改变我们的观看方式。

　　何：这些堆砌的地契本身也意味着一种价值观念的消失。
　　毛：比如，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在经过三年土地国有化的改造后，到1953年底，人民就会发现自己手中拿着的地契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前不久，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拿着一张50年代留下来的四合院的地契，到处找有关部门。这张地契非常完整，是从祖上下来的，但是没有任何相关的管理部门认为这张地契还具有法律效益，于是，你就会发现，体制的改变突然间就让原本属于你的土地不属于你了。

    　何：《地契》这件作品还隐含着深层次的政治性诉求，因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新中国的政权、体制的合法性都无法绕开土地问题。
　　毛：对。我个人觉得，地产的变迁，它的成本就是暴力，谁拥有了权力也就拥有了暴力的成本，反过来，你如果驾驭了这个成本，你就一定会拥有权力。实际上，今天中国当下的财富的置换与转移，也是权力与暴力成本的博弈。不管是此前的《工具》，还是现在的《地契》，这里边潜在的核心话题之一，就是在讨论民众与体制、社会阶层与体制权力之间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何：说到底，《地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人，回到底层，回到农民的生存与既定体制的那种矛盾与砥砺的复杂关系中。
　　毛：我还是希望《地契》能呈现出一种中国的现场性。只有将地契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它自身的意义才会变得更加的明晰。
   
   
   

【编辑：大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