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就不得不提及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嘉德的成长历程就是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业发展的缩影。

        日前，中国嘉德董事副总裁寇勤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当年他为何“弃官从商”、嘉德公司如何“摸着石头过河”等经历。

　　被校友拉“入伙”

        记者：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拍卖是什么概念的1993年，是什么吸引你舍弃文化部下属机构的工作，毅然投身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

        寇勤：其实源于一个电话。我的武大校友陈东升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在电话里问我：“为什么中国那么珍贵的艺术品会在西方拍卖，而中国自己却没有这种机制和平台？”然后他告诉我，他正在筹划一个艺术品拍卖机构，想拉我“入伙”。

        猛一听，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可思议，但仔细一想也不是完全不可行。于是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很好啊，但是不是太早了点？至少是不是早了五到十年？”其实不是他判断失误，而是当时的环境确实很不完善。那个时候，大家对艺术品拍卖完全不知所云，相关法律都不完善，政策也不明朗。《拍卖法》还没出来，文物法很多条款和当时的情况也是有些相抵触，甚至当时文物界很多从业人员心态上也都觉得，能不能进行拍卖？先不说拍卖吧，就连这种民间的非官方的文物交易行为，可不可以？都还是问题。

        但是，我经过仔细权衡和考虑，有了一些自己的判断：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在国外的拍卖市场上占很大的市场份额，而且有很多文物艺术品在欧美都有很好的拍卖记录，也越来越受到世界收藏家的关注，国外苏富比、佳士得能从事这个行业两百多年，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做？

        当时缺的是什么呢？第一是政策，第二是缺乏市场的开拓，就是买方资源和卖方资源的整合。1993年，改革开放已初有成效，第一批成功创业者已经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中国开始出现了有钱人，他们也产生了一些文化艺术精神层面的需求，这就是买方市场。那么卖方市场呢，当时拍卖行业还未萌芽，很多名人后代都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他们对文物交易有很强烈的需求。于是判断这个市场最重要的两个主体是存在的。

        至于政策，虽然当时对文物艺术品拍卖政策还不明朗，但从发展趋势来讲，应该有探索的余地。改革开放，主导市场经济，既然判断市场买卖方是存在的，就缺一个交易平台。没理由不给政策，而且当时也有一些信号，比如文物商店政策的逐步放宽。况且从国外经验来看，最适合于文物艺术品交易的中介，就是拍卖公司，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毅然“下海”了。于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三个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东升、长城饭店王雁南和我就开始积极筹建嘉德公司。

        当然，在筹建阶段，文化部和文物局给了很多政策“绿灯”，作为新事物，当时还是以文物拍卖试点的方式成立，一事一报，一事一批，试点成功那就继续办下去，不成功就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