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共产党在文化部门的领导人之一，王文章的讲话不属于个人的，他的讲话意味着更高权力的默许与肯定。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必须将社会变革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那种希望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彻底胜利的理想主义愿望既不现实，也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具有积极和可行性的意义：国家资源从此开始有了部分合理的分配;新的价值观开始有了部分合法的地位;一个官方的平台让中国当代艺术更加为人们所知;一种新的力量因受到保护——无论保护者是谁也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而有了进一步成长的可能。

　　有人怀疑曾经具有批判性或者不同立场的艺术家因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员而失去其独立的立场，这样的怀疑缺乏依据，怀疑者将他人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理解为仅仅是一个官方的名誉就可以给予改变，这样的想当然忽视了精神本身具有的惯性与抗性。

　　“招安”的本质是价值观意义上的投降，而我们又怎样能够证实那些“研究员”在价值观与世界观层面上的投降呢?改革三十年，究竟是什么价值观被人们所废弃，什么世界观被人们所肯定?难道我们没有基本的常识判断吗?

　　改革需要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够产生方法;批判需要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才可以实现目标;理想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方法的错误和缺乏符合现实的行动。

　　“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一个合法化的词汇，可是，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目的而会对它有不同的解释。然而，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样的合法机会在“当代艺术”这面旗子上染上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观色彩呢?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条件安静地坐在会议室里有条理地书写和发布新的价值观宣言呢?我曾经说过：只有行动而不是思想才可以接近思想的目标。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就是这样的行动。

　　那些作为研究员的当代艺术家将会老去，但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不可质疑。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即便是一个象征性的词汇，即便她的成员参差不齐，也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有历史经验和历史观的人清楚，这样的象征是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努力获得的，她不属于官方，更不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利益集团，她属于那些为当代艺术做出贡献的所有人。渐渐地我们会看到，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表明了中国当代艺术正走向一个新的开端：那就是让国家形象与当代艺术的形象混为一体。直至那些腐朽的意识形态彻底退出我们这个时代。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