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这种艺术的繁荣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的。说艺术家不爱钱那是假的，有钱才有更多创造力。”

　　提到2009年的曾梵志，你不能不把他和数字联系在一起。世界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公布了2009年度当代艺术家拍卖价格500强名单，前50人中，中国艺术家占据16席，8位跻身前20名。曾梵志以拍卖销售总额1107万欧元位列世界第6，中国第1。

　　2009年，除了参加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曾梵志还在国外做了两个个展。一个在纽约阿奎维拉(Acquavella)画廊，一个在巴塞罗那，由Godia基金会主办，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慢慢准备，获得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

　　“纽约再好，好不过西班牙。” 曾梵志说。“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画廊，你感到你是在‘做生意’，而在西班牙，你会觉得问价格是失礼的事。”面对低调的西班牙贵族时，他意识到某些人的张扬实际上是多么粗鲁，“当你胡说八道时一定要小心些，因为你谈论的名画可能就在他们家的走廊挂着。”

　　他有过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建一个有国际水准的个人美术馆。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样的事。他刚花3000万人民币买了一个法国国宝级艺术家的代表作，另外还买了一件越南的“顶级艺术品”，类似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他大约收藏了20多件。“严格来说，建立美术馆是国家的事。但国家级美术馆往往没有西方的顶级艺术品，只有一些糟糕的东西，这样误导别人是一件有罪过的事情。”

　　他认为真诚是艺术家最可贵的品格，也得意于自己有个天生真诚的女儿。当她指出老师的错误、并不感到害怕时，他由衷欣赏她的童言无忌。“如果你谈论政治，爸爸会打你。”许多年前，暴怒的父亲朝他扔东西，丝毫不顾及他身边还站着女朋友。“我都有女朋友了还要挨打。”他自嘲。

　　“画画的高手”放弃学业混社会

　　曾梵志出生在1964年。“文革”后期，人人自危。“我看到抄家、搬东西，我们围观。有亲戚让我在自家阳台上喊‘打倒某某某’，我也不明就里地喊了。我妈说，她最害怕的是别人剪了头发，赤脚站在晒到40度高温的石头上。”

　　他从小知道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小孩，受人关注，这让他敏感、拘谨又害羞。日后才意识到，艺术家必须自恋，偏执地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他爱做白日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妈妈最害怕的是开家长会，因为别的家长会说，“看，那就是曾梵志的妈妈。”

　　他非常怕黑暗，若是突然停电，他能想象出鬼怪的形状，站在楼梯口放声大哭，大人匆忙跑上楼去安慰他。但他又对血腥的东西有异乎寻常的爱好，喜欢到医院看人缝针，缝一下，他的心紧一下，越是害怕就越想看。“小孩子突然死了，大人在哭，而我在场，这情景没法忘记。”若是哪里出了车祸，死了人，他们会飞跑去围观。他挤入人群看死尸，后面的大人使坏，轻轻一推，他就倒在冰冷的尸体上。日后这些经历都将作为坚固的记忆，进入他青年时期的画作。

　　画画是“业余爱好”，至少证明此人品行不算太坏，不致出去打群架，或因偷盗被枪毙。长江边的孩子，每年都有淹死的，忽然之间就会少一个朋友。

　　他初三就放弃了学业，在一印刷厂工作，“开始混社会”。往后几年里，他的青春期具有敏感、躁动、狂热的气质。武汉搞艺术的人挺多，还分帮，武昌帮、汉阳帮、汉口帮。他住在人民巷33号，作为“画画的高手”，属于一个小帮派。最具市民气的武汉，有着像上海外滩一样漂亮的老建筑、老洋房，在上世纪80年代，艺术氛围竟出人意料地好。

　　在教室里悬挂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深深烙入童年记忆，他让他们进入了他的画;他还画过邱少云、黄继光这些英雄人物;《最后的晚餐》画的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参加“晚餐”，大队长主持“神圣的”餐会。

　　他时常去北京。1984年，北京有蒙克的展览、赵无极的展览、劳生博的展览，这无疑让他感到震惊，这些现代艺术与官方长期宣传的艺术形态相去甚远。只要有重要的展览，他就一定要坐绿皮火车去北京。有时买不到坐票，就蹲在一个人旁边，盯着他看，等着对方下车。

　　1991年，他狂热地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发表，投稿到了《江苏画刊》。刊发时，他整个晚上没法睡觉。夜里两点拉开灯绳，重新端详杂志上的画和自己的名字。他拿到了300元稿费。在那时，300元意味着“可以请你吃顿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