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大妈都知道我是搞艺术的

　　他对栗宪庭的“知遇之恩”感激有加。1991年夏，栗宪庭看到曾的《协和三联画》系列，纳入“后89新艺术展”中。这是曾梵志第一次参加群展。《协和三联画》被香港张颂仁的汉雅轩画廊买下，时价2000元。让他吃惊的是--用美金计算。而当年第一次卖画，他只换回了一台电风扇。武汉的夏天特别热，有了电风扇，他就不用一边画画一边摇扇子了。

　　曾梵志用张颂仁付的钱在香港买了一套昂贵的西装，在后来的一些故事里，这套西装被演绎成“3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有了一套西装，穿着西装，在武汉的街头，意气风发地骑自行车。

　　他没有参加过体制内的展览，“如果能入选全国美展，也许还能评为副教授。那时我们听说，谁入选了，就能分到一套房间，带有抽水马桶。”

　　1992年，他参加了“广州双年展”，和他的前辈王广义、张晓刚等一起。他26岁，极度狂妄。“我应该得一等奖，”曾梵志对记者说，“现在我还这么想。近20年过去，当年站在奖台上的人有些已经消失了，其中那些最聪明的人都出国了。”

　　怀着所有外地人共有的野心，1993年，他带着母亲给的100斤粮票，在三里屯租了一间小平房。他没去圆明园，因为在那里，大多数人“只是希望活得像一个艺术家”。“那时三里屯一个酒吧都没有，晚上走路，走很远才偶尔看到对面有一个身影过来。”居委会大妈卷着大舌头说，“这是一个搞艺术的。”这让他感到北京还是很不一样，北京居委会大妈比武汉上过大学的人更能理解他是“搞艺术的”，而不只是“疯子”。但他也害怕被盘查暂住证。

　　最苦闷的是没人来看他的画。有一次，他听说艺术圈很重要的某某某要来北京了。他攥着BP机等了两天，等着被传呼，BP机死活不叫。要交下个月的房租了，他在街上游荡着，不敢回家。年轻的妻子坐在门口，大冷天洗衣服--他们没钱买洗衣机。

　　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少年一样自恋，曾梵志一直都在画他的自画像：没有表情的脸，杏仁般的大眼睛，红色嘴唇，紧张、不安的姿态，过分庞大的手。

　　1994年，他开始画《面具》系列。画了五六张，就急着让“伯乐”栗宪庭来看画。栗宪庭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曾梵志感到紧张，但还是坚持又画了10多张。后来栗宪庭为《面具》系列写评论，评价相当高。张颂仁又来了，一次买下了25张。“你的一个系列有人全部买下，这在行业里算一个事件。当时有些艺术家一年两年也很难卖出一张画。这意味着你发财了。”

　　许多年后他的身价高起来了，有人哭着喊着来求画，说，“我本来想在卧室放你和张晓刚的画，但现在只想放你的画。”他抵不住恭维，把画低价给了对方。“第二天，却看到那画被拍到了几百万。最生气的是，别人挣的钱也记到我头上。”

　　他不是没有虚荣心的。后来媒体不但登他的画，还登他的照片，他会想，我该选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是站在画前，还是拿着一枝画笔?时尚杂志说他用香水、抽雪茄、穿名牌袜子，像一个贵族，“还有人说我开悍马，我怎么会开悍马呢……但我不能说我不喜欢悍马，这样会得罪我那些开悍马的朋友……”

　　他成名之后，时尚界对他趋之若鹜，却很少报道他在国外参加学术交流和展览的情况。他并非没有责任心的人，他关心着奥巴马、伊朗核问题、朝鲜问题、中日外交、国内不公平的事件。他对政治充满了兴趣，但依然认为“政治阴险的东西特别多”，不管怎么说，“作品总是第一位的”。

　　我可不敢做局，因为太受关注

　　记者：你的作品总是贯穿着不安和痛苦，这种痛感来源于哪里?

　　曾梵志：我从小记忆力好。亲眼所见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一闭上眼，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人的极限我都经历过，饿得不行，隔着玻璃看冒热气的包子，想吃，但是没钱。16岁在印刷厂，连着3天熬夜加班，体力透支，不停搬东西，累得可以在任何地方睡着。冷得不行，没有衣服穿，还得站着，恨不得晕过去。然后回头看，从零开始，到现在什么都有了。我觉得我不怕失去什么了。金钱这一关，我过了一半了。

　　记者：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吗?

　　曾梵志：风水轮流转，不只是转到艺术家，而是各行各业都被关注，都有顶尖的出来。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这种艺术的繁荣也是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重要的艺术家、建筑师都在那里聚集着，因为那里有钱。说艺术家不爱钱那是假的，有钱才有更多创造力，做更多事情，帮助别人。

　　上个世纪的巴黎、二战以后的美国，都是因为政治经济最发达而成为艺术中心，他们给艺术家搭建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就会有最响亮的掌声，所以很多人拼命要挤进纽约。现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环境，虽然只是刚刚开始。

　　记者：有种说法，说有的艺术家和画廊会用一些小手段，所谓“天价做局”，把作品的价格炒上去。

　　曾梵志：所有画价卖得高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天价做局”。我们要往后看，几年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如果你未来还是天价，那就没有做局，如果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下，那你是不是做局?如果靠炒作，跳得再高也还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到我们这个位置，有人愿意做局我们也不敢，因为太受关注。你知道同流合污是什么感觉吗?要让十几个人都上这条船，所有人宣誓一辈子不泄密。但总有人把事情捅出来，那你就完了。大的拍卖公司也不敢，他们是上市公司，有监管部门，不会为一点蝇头小利弄个大丑闻出来，葬送几百年基业。

　　外面的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们没办法解释，也没必要解释。我也不想自己的画卖到那么高，一下弄到了七八千万。拍卖时是得有几个很疯狂的人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记者：这样会不会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同时让人觉得艺术市场存在暴利?

　　曾梵志：对，做局把天价造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赶紧去卖画，去抛售。但实际上，价格高了以后就没法卖了，也不敢去卖同一种类型的画，比如我的《面具》卖到特别高以后，我多少年都没再画这种画，没法大量获取利润。当时有的人写文章不太负责任，处在愤怒中，没有很细地去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