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马克思主义建筑师汉斯•梅耶（Hannes Meyer）担任总监期间，传统的艺术创作被完全摒弃了。施莱默对梅耶的任职这样写道：“包豪斯将在建筑、工业生产、技术的知识性影响上重新开始，画家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力量，是可以被接受的。”在新的管理下，技术不仅是对材料和技术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人类主题的科学性的重新概念化。梅耶坚持认为：“建筑是生物学的活动。”对他而言，通过技术进行的设计以最大的全球性组织结构将最小的分子元素和互动整合到一起。建筑是“组织：社会，技术，经济和心理上的组织。”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因此进入了学校的课程中。项目的发展依据的是心理和社会效果，而不仅仅是它们的视觉影响。当时，梅耶任命了一些重要的年轻建筑师，印刷专家，摄影师，他们扩大并超越了传统的创作方式，将美术和商业设计、建筑和领土规划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客座教师发起了理论性的讨论，包括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赫伯特•菲戈（Herbert Feigl）, 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 以及剧作家厄内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 电影人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教学以集体性、合作性的“纵向小组”和“合作性单位”为方式进行。从而回避了艺术的个人主义。梅耶写道：“我可从没单独做设计。所以，我觉得选择合适的团队是为建筑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步。设计小组的能力越不相同，它的实践力和创造力就越强。”

      格鲁皮乌斯认为，技术意味着对由新的可用性材料做成的标准化物体的个人化和艺术性控制。对于梅耶，技术则是“社会主义”的代码词汇。在两种看法里，技术对包豪斯来说，在概念上都起到了消失着的传递者的作用——-一种推动性的合成的思想从未得到真正的表现。在我们的时代，正好相反，技术似乎太易得了，处处可见，在我们的用品上，周遭环境里，无一不挑战着古老的行为，决定着新的动作，影响着我们的心情，组织着我们的日常活动。

      今日的设计师无需为一种还未完全发展的现代技术找到精确的表达，他们可以将现有的技术的做为一种表现性结构，从而产生另外的效果—-一种超现实的动画般的表面，使我们领略到了各种各样的美丽与奇妙。也就是说，当下的技术是和我们的能力分不开的，这种能力不仅将我们的客体也将我们自身，我们在世界上的居住地，我们本身的主观性全部概念化了。

      包豪斯主观性的最终表达，是形式上的抽象。艾尔弗雷德•安恩特（Alfred Arndt）经常重复一个1921年预科中关于抽象和主题经验的故事。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让他的学生去“画战争”。一位“胳膊受过伤”和“手被子弹击穿过”的战争老兵，描绘了亲眼见到的铁丝网，枪炮和战士。而另一个学生，由于年轻并未服役，则“用拳头握着笔反反复复，中间打断好几次，弄出来的是尖头儿和曲线，”之后很沮丧地放弃了。伊顿在对作业的评估中，并不赞同老兵的想法，认为他的作业不过是一副“浪漫的图景”，绘画的元素“在和一个战士做游戏”，但是，他表扬了年轻学生潦草而就的作业中所展现的原创力和本来的情感。他说：“在此，你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由一个在无情的世界里真正经历过的人所创作的作品。满目都是尖刀和激烈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