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艺术在中国当代的特定命运，就是因为我们的特殊的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党国，跟国民党时期在政治上有沿袭性，就是党作为国家的一个主体领导者，它在国家的发展方向、命运支配上有绝对的话语权。不管是不是属于这个党派，之内还是之外都必须按照党对国家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路线方针的制定去配合它，去跟随它。

　　为国家充当文化大使或是国家文化战略的爱心大使，充当一个化妆师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艺术在这个时候最初是被定义为为人民服务的，它是一种工具。那么今天，我觉得随着中国三十年来的变革，不能说它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很多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很多积极的效果也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在89年之前，或者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的命运相对是属于被压抑、被边缘、被压迫的这样一个特定的地位或者是命运。那么在2004年当全球的艺术市场开始把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投资对象，纳入所谓全球艺术资本计划之后，当全世界所有的人把文化界和政治的上层阶级或者是精英阶层，把目光投向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时候，中国政府原来对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从中国经济改革一贯的操作路线来看，政府对它的态度，我觉得很多人把它仍然定位在一个它能给中国的经济变革、中国的国家形象能带来一个有益的补充。就目前来说，中国政府给它的期待和定位是这样子的。具体到中国当代艺术院，我觉得就像刚才何桂彦也提到了这一点，当中国急速崛起为一个大国的时候，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被迫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因为在此之前，它还没有把如何成为一个大国，如何对这个世界承担你大国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这个命运到来得太早了。应该说中国政府之前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命运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因为经济危机，因为欧美的实力急剧削弱，这个问题提前到来了。那么中国政府其实在这些年可以看出它作出了非常大的调整，包括对很多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国家整个命运的安排。

　　比如像孔子学院，中国艺术到现在，文化不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取得一个被支配的，从属的地位，它要去正面地建设它、积极地推动它，从而为中国甚至中华民族整个的复兴做准备。比如孔子学院的成立，它一个很大的尴尬，就是在全世界，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所，大概的数字是80多所，成立这么多孔子学院最初是遭到西方一致的抨击和抵制的，因为这明显是延用了西方当年侵略中国的时候，殖民地时代所谓的文化侵略政策的操作机制，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用。用了之后，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孔子学院教给别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教什么，除了语言，我们当代没有可以贡献给西方甚至人类的一些文化成就，这是我们最大的尴尬。我们教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所谓的书法，所谓中国传统美术，中国传统诗歌，中国传统文学、哲学等等一些经典性表述，在当代里面我们几乎是零，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的，被大家一致认同的文化成就，这个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尴尬。所以我觉得纳入到这个大的宏观全球视野中来看，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有国家非常深的一个文化产略的考虑。

　　这次我觉得让这些所谓的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不管他原来的态度是什么，出类拔萃的所谓二十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头面人物出面，不管他有没有教学经验，不管他有没有研究经验，出面组成这样一个混合体，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国家充当文化大使或者是国家文化战略的爱心大使，充当一个化妆师的角色。至于他能不能承担这个东西，另当别论，这并不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被贴牌的东西，它是一个符号。但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对文化战略转型的思考和具体的实施，仍然有它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你不能通过这种低成本的，仅仅成立一个艺术机构来把中国当代艺术圈进行一个转型、转化，让它为政府服务或者是为国家服务，你应该扎扎实实的，从文化战略的角度，从文化政策的角度做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切实可行的实施步骤。

　　比如说中国现在民间基金会的准入，把一些企业的税收减免，让它投入到文化事业当中，这样完成整个民族在文化艺术上的一个启蒙，或者是为它的复兴做准备，这才是政府真诚的态度。如果仅仅是把这些东西，跟中国当代艺术原来的紧张关系转化，希望发挥它的经济能量，希望发挥它的这种为国家建设的这种正面积极影响，仅仅通过这样一个中间调节机制，这样一个渠道，我觉得是比较一厢情愿的，甚至有点天真，就说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