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彦：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在我看来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个西方的历史，你会发现当代艺术本身就有明确的文化诉求，它有它的反叛性，有它的前卫精神，以及它明确的宣言式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可以推广，这个问题得分开来讲。

　　像当年美国推广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普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国家文化战略，而且它在推广的时候，也认同了早年这批艺术家的反叛。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记得当时《生活》杂志有一个《愤怒的一代》，拍了抽象表现主义这一群艺术家，从今天来看那一代艺术家，他们的反叛精神不亚于中国的艺术家，包括后来的波普，像1963年的时候《艺术新闻》做过一个很大的篇幅支持波普艺术的艺术家，支持他们的艺术创作，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波普艺术也没有得到政府，得到美术界的认同，为什么后来国家要去推广他们呢?其实我觉得中国可以去借鉴他们的方式，后来美国在推广的时候，认同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认同了批判性，这个可能跟美国的体制有关系，“二战”以后经济的改革，当然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六十年代的“文化冷战”，因为和苏联对抗，所以它要塑造一种自由主义的，以及一种来自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形态，它跟前苏联的集体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反差。

　　我想说的意思是国家认同了这种反叛性，而且并没有说把前卫艺术扼杀下去，它也推广了。从这个角度去讲，国家推动当代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它正面的价值，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体制本身的差异。也就是说我们讨论当代艺术院的时候，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早年这批艺术家，他们好多是反官方的，既然他们的反官方，今天又被官方接纳了，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官方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一个讨论。官方会不会像我们刚才说的，像美国认同你的自由主义，认同你的批判，那么它的这种推广的基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就是进步和倒退，必须取决于这个基点，取决于国家政府的一种包容度，以及它的文化取向和它的价值诉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单方面地说政府接纳当代艺术可能就是一种倒退，或者是一种前进，这种结论都会下得特别早。

　　丁晓洁：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嘉宾想补充?

　　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没有必要去否定它，但是也没有必要把它神话

　　王春辰：当代艺术本身就是变化的，其实在发生的过程中，它一定会产生争议。刚才何桂彦讲了，争议的基础是什么呢?是背后国家允许不允许这种争议的存在，这种表达方式的独立，其实在国外也一样。不是说所有的艺术都不被人争议，一样是很多的公共艺术，或者是涉及到很多敏感的种族、性别、宗教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也一样在他们的国家产生争议，也不为他的一些政治家所接受，比如说美国也对很多，像八十年代的摄影家梅普尔索普表达那种同性恋的作品，一样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弹，要消解他们的财政拨款。所以说艺术本身，能不能被接纳，其实它背后就反映了国家对于言论表达的一种肯定。问题是能不能在未来中国有这样的艺术方式，是不是在一个《宪法》的框架下，无论你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能够得到一种权力的肯定，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说我成立这个院了，你就被肯定了。一样的，你未来做的东西，肯定还是会引起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