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二的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的“左右观”让我甚感惊异。按他的“左右观”逻辑，当哪一天真善美成了世界文化的主流后，世界“反主流”的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应该成为假丑恶呢？更让我惊异的是，深处西方的艺术人士英二居然认为人的生命的“普世价值”只是“作为自由主义者手中的圣经”，而且“已经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并质问：“为什么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重申当代艺术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很显然，英二所理解的当代艺术就是“反国家体制”，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主张会左右变化，所以当代艺术家的立场就会左右变化，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也会左右变化。
然而，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这么变来变去吗？如果能够这么变来变去，那当代艺术岂不成了毫无独立立场的文化“墙头草”？英二似乎完全理解不了当代艺术那种指向“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核心价值观”，而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价观”必然是“普世价值”的，“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价值”，就在于它体现的是人类在现有的智慧下所认识到的“人性自由终极价值”。尽管人们对“普世价值”（即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具体内涵的认识并非完美无缺、一成不变，但“普世价值”的内涵所体现的“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趋向却是不变的。即使“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但那只是说明人类对“普世价值”认识的局限性，更说明了人类认识在不断提高。而且这样的“普世价值”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所专有，而属于全体社会（包括任何体制、意识形态和个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当代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来实施它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
由于“普世价值”在现实社会中并不与任何体制、意识形态、个人的价值观绝对的一致，也非绝对的不一致，所以当代艺术从整体上说不属于任何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个人等，它只属于它自己，它独立于任何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个人，它对社会文化问题批判的唯一标准就是“普世价值”——“人性自由终极价值”。这样的标准导致了当代艺术与任何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性，因为任何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对个体自由都有制约性（自由是针对个体而言的），只是冲突的大小不同。所以当代艺术（家）在根本上不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意识形态左翼或右翼阵营“结盟”，当代艺术与体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内在价值冲突的表征。英二以为“后现代的艺术群体自然的聚集于左翼阵营”，只是看到了一种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是后现代艺术对新自由主义主流社会文化问题的独立批判，与意识形态左翼阵营的某些文化观点和社会利益具有较多一致性给人的错觉（这是民主政治国家的国情），实际上后现代艺术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独立批判同样针对了左翼阵营意识形态对于自由的局限性。
正是在“人性自由终极价值”——“普世价值”的意义上，我们才批判罗中立强调中国当代艺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论调，因为当代艺术是内在地与任何意识形态主张相冲突的，何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化给人类文明（自由）造成的灾难犹在目前。这叫我们如何能够将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定位在社会主义呢？
所以，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岂是以意识形态的“左右观”能够看清楚的？
四、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
由于当代艺术的自由性质，决定了它与任何体制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性，那么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除非国家对于自由来说已经达到终极完美。但不同的国家，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冲突的方式和大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取决于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内涵。对于中国来说，当代艺术应该主要表现为与怎样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呢？
英二说：“中国人曾经在一片欢呼声中打掉了铁饭碗……总算尝到了资本主义的滋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叫好声中，瓜分了国有资产，孽生了惊人的社会贫富差距，嫁接了市场化的教育和医疗体制。套在人头上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枷锁，中国人也终于感觉到了压在美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官商连体，金权主义，权贵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态势，倒更像是美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投影。在一个市场社会，资本的控制者一定也会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富活力的市场。市场化过程中的国有、民间和外来资本的关系，新生的阶层关系，官商关系，农民与城市关系，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应该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市场关系中来观察。”……在英二看来，中国的主流国家意识形态应该是自由资本主义（请注意，这与上文英二认为中国主流文化还不是“偏右”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相矛盾）。按英二的当代艺术核心价值的“左右观”，中国当代艺术应该主要表现出对自由资本主义、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
然而，且不说英二的当代艺术核心价值的“左右观”是多么的荒谬（见上述），实际上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只是针对经济体制而言，即使是经济体制的自由资本主义也是极不完善；而对政治体制来说，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哪里是什么自由资本主义？不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进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经济和文化）几乎都得益于中国向自由资本主义开放。我们应该深刻认识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比如官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人权危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枷锁等，不是因为中国向自由资本主义开放了，而恰恰是因为开放得不够，它是纠正中国“人治”建立“法治”不彻底的无奈表现，它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是多么的积重难返；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被极权折腾得连饭都吃不饱，国家几乎成了一个“茹毛饮血”的野蛮国度（现在不是已经披露了那时许多真实“人吃人”的事吗？），还能怎么谈“官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人权危机”、“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枷锁”呀? 而且，就是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人权危机”、“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枷锁”等问题难道比中国严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