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沈其斌

　　一、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什么事情，促使您想到艺术超市这个概念的?

　　我一直战斗在艺术的前沿，从事着艺术各方面的活动、展览、平台建设，但是，总觉得艺术和我们经常所谈的精英艺术、当代艺术总是跟百姓很远，隔着很多重山，所以艺术总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在转，没有真正打开它的缺口，让社会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这始终是一个当代艺术所面临的社会处境。在这个基础上，我本人身体力行，通过各种方式，在试图寻求一些突破，比如说，平台的建设，让平台成为一个公共的平台，注重教育等等，但还不够，于是就策划介入艺术生活三百六十六天这样大型项目寻求突破，尽管有了很大的反响，但本质上还是一个试验产品，并没有形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接受度和效应。因此，所有这些东西都促使我在这些问题上面不断在思考和实践。一直在试图寻求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能够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艺术联接起来。曾经也实践过艺术家衍生产品的开发，艺术商店，也想过艺术超市。所这个艺术超市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想法，三五年前就有这个想法，只是当时时机不成熟。上海有个艺术团体，在很多年前做过艺术超市的展览，但当时还是停留在一个很窄的界面上，是个作品意义上的，而不是常态生态形的。它并不是一种生活消费方式。在几年前，我也试图想过要真正意义上做一个超市，但前几年，这种艺术市场的火爆，当代艺术掀起的这股市场热潮，大家眼光都看着它的光环和泡沫的一面，时机也不是很成熟。促使我来坚定做艺术超市的想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我跟栗宪庭的谈话。我们在谈及中国艺术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低端艺术市场。看着很多年轻的艺术院校的学生一届一届毕业，去寻找自己的路，但多数沦落为盲流。整个市场宣扬的都是张晓刚等人的市场神话。这就让年轻人眼看着天，但脚下没有平台，悬在空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形成一个非常尴尬的失重的现实生存语境。怎么样让这些年轻艺术家能够落地来学会通过自己所学的艺术技术能够实实在在地找到一方土地，能够脚踏实地进行艺术的生活，通过艺术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然后再去谈艺术梦想。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跟栗老师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深有同感，这是一个在现今，在业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要再把太多的精力放在那些天皇巨星上了，他们已经光芒四射了，不需要扶持了，需要扶持和关注的，是这些年轻人。由此我们想到，要去培育一个低端市场。这个低端市场能够跟老百姓实实在在地联系起来，同时让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和学生，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一条生路，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思想中，我突然之间，一个闪念，又重新找回了当初曾有过的艺术超市的梦想。

　　二、去年引发广泛关注的介入艺术生活366项目对社会产生了很多触动，那么在它跟艺术超市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深层关系呢?

　　我当初在策划介入艺术生活的时候，也是基于我在当代艺术里面摸爬滚打，我觉得有很多问题。艺术总是高高在上，永远是一种被贡奉在神坛上的，下不来， 无形中制造了艺术与普通大众的距离，普通大众得去朝拜它。当然从某种层面上说，它也确实是很高的，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但它不能因此成为艺术的特权，成为一种艺术的权力象征。尤其是当今社会的发展，信息的立体化，扁平化，整个资源的多元，它不应该再像以往那样单一的瞻仰式的艺术方式。所以我就想到，如何把艺术从神坛上放下来，如何进入普通公众的生活当中，成为这个城市的日常文化生活的一个部分，让老百姓有机会融入到当下艺术境况中，缩短艺术与普通大众的距离。我认为有这个基础。介入项目，也是一个让艺术来贴近大众，让艺术介入生活的宏大艺术实践，也可以说是一个艺术事件。但是，刚才前面也说过，毕竟你的愿望是好的，事实上它跟大众的生活没有建立起实质的联系，这种介入是外在的置入，而不是从内在需求寻找它的切入点。这就是介入和超市的最大差别。介入是有一个好的理念，通过艺术，把这个理念置入公众生活，置入日常。这个置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强势的观念的行为实践。而艺术超市，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先从老百姓的需求开始，从内部制造这种需求，然后再回归到艺术。同样达到艺术介入日常，介入生活的目的。这两个东西不矛盾。这是一个轮回的循环的建设引领推动的过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介入通过去年的行为实践，为我们做艺术超市积累了思想资源，理论的资源，行动的资源，艺术家的资源，所以超市是介入的深化，是介入的更加的具体化，是介入的真正落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超市又更加具体深入实在地成为一个艺术的生态。从价值链上，它可以通过这个完成艺术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循环，所以这是一个应该说有历史意义的建构和行动，也可以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