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9年的关键词中“拆迁”无疑是由大众群策出来最为悲壮的词汇，在“拆迁”背后上演的是一幕幕剧情不同的“杯具”。从圆明园画家村到东村再到现在的北京市朝阳区XX庄XX村XX乡……，大大小小的怀揣着租赁合同的艺术家们和生活在这个城市夹缝中的任何一个小人物一样，充斥在各个角落，他们在中国高速发展的道路上扮演着另类的角色。2009年7月18日朝阳区政府就“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召开了工作动员会，会后雷厉风行的拉开了大规模的拆迁序幕。从7月份直到现在艺术区内的部分艺术家还在与所谓的“腾退办”进行着艰苦而卓绝的斗争。本期99论坛从艺术家的身份开始说起，与嘉宾和观众一起探讨艺术家边缘化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公民的权利究竟应得到什么样的保护?（丁晓洁）

时间：2009年12月26日下午2点
嘉宾：杨卫、夏彦国、王春辰、鲍栋、段君、张海涛、梁硕、黄敏
地点：798艺术区2号路706北三街其他画廊咖啡厅
主持人：丁晓洁（99艺术网）    
文字整理：贾岚馨

    丁晓洁：大家好，欢迎各位网友收看我们的99论坛，本期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关于艺术区拆迁。我们的主题是：艺术家的“位置”何在？从艺术区的拆迁开始谈起。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八位嘉宾，简单地介绍一下。到场的艺术家有：梁硕先生、黄敏小姐，还有批评家王春辰、鲍栋、杨卫、段君、夏彦国以及宋庄美术馆的副馆长张海涛先生。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艺术区拆迁问题，想问一问我们这次请来的几位艺术家，他们对拆迁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感受，先从这边的梁硕开始。

    
    谁来决定“拆！不拆！” 是公民还是权力？

     梁硕：我第一反应就是走呗，没有别的太多的，因为这些年以来一直都是搬来搬去的，所以对这个也习惯了。然后也听说有一些艺术家在闹，争取什么权利，其实我不是特别清楚是什么权利，我对这个概念确实比较模糊。

    1995年就开始了，当时的理由是“违章建筑”，必须要拆。当时我不在国内。97年回来之后，这事又没了，中间又说过好几次，但是也都没动静。最近这次的理由是望京要往外扩，我们那儿要变成绿地、商业楼什么的，这个理由听上去还可以，感觉是顺理成章的，不像原来的“违章建筑”听起来有点别扭。这时，我心里想得没有太多。我是2004年去索家村艺术营的，当初房东说能住差不多十年，应该没有大问题。如果说政府非得要用这块地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当时我们租这这块地方房子的时候，感觉是有点默认似的，这种不稳定性不是一个多特别、多突然的事。我的印象是这样，所以在我心里边，我觉得说是政府要占地，第一反应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心理斗争。

    第二个反应出来的一种感觉，就是艺术好像很不重要，至少对于那些大楼和草地来说太不重要了。我跟周围的人确实很少交流，大家似乎都觉得就这么走了，好像还有点不甘什么的，但是也很难作出一种具体的反应。

    黄敏：我最早的时候是2004年，在五环边有一个星海钢琴厂，一个废旧的厂里边。那个时候工人都搬走了一半，闲置了一些厂房。我和马军就一块租下来，租了一个两百平米的，我们就可以用千多平米的厂房，在那边只住了半年，就因为他们那个厂可能要拆迁到六环以外，所以很多工人就迁走了，里边的暖气设备全都拆了。到了冬天，就待不下去了，听一个朋友的介绍就搬到费家村去了。在费家村还好，待了将近三年多，快四年。我是去年搬到黑桥去的。
  

    从我自身来说，我倒也没有深刻地感觉到拆迁对我的威胁。从我内心来说，这种拆迁不仅是对艺术家，可能对每个普通人都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其实在中国，这种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太快了，所以个人在里边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特别渺小。可能一个违规的建筑或者是一个不违规的建筑，甚至是一个合法的建筑，只要政府要征用都可以变成违章的。我觉得在这个国家里面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其它的，例如艺术、文化都不重要。所以我觉得这点特别悲哀。

    因为我在黑桥，在一个村子里边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他是村长，相当于用那块地盖了工作室，面积也比较小，所以在环铁以内两三年还能保下来，不过我估计拆迁也是迟早的事情。

    到时候再说，就像梁硕说的也习惯了，因为搬来搬去的，到现在搬了三次了。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边，这种变化太多了，所以慢慢地也习惯了。
   

    丁晓洁：已经习惯了漂泊的生活。
   

    黄敏：对，我觉得个人太渺小，很无能为力，很无奈。
   

    丁晓洁：谢谢黄敏！我们知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圆明园画家村开始就已经存在艺术区的搬迁这样的一种情况和现实了，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状态，杨卫老师从圆明园画家村一直到现在有很多的经历。我们想请杨卫老师谈一谈：他在经历过这么多次艺术区的变迁之后有没有自己的看法，包括以前的一些经验以及对历史的回顾？
   

    杨卫：谢谢99艺术网把话题带出来。这方面我感触很深，从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尤其最近几年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今年海淀区政府搞了一个“文化创意博览会”，也间接地找过我，让我感觉到的的确确有点哭笑不得的意思。他们现在又希望我们重新回去。由此我想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当时谁来决定“拆”这个东西？今天又是谁来决定把我们请回去？是什么原因？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去探讨。中国的事情有时候很荒诞，往往拆完了，建起来的还是要回到过去。我们知道很多，包括文化创意产业这样的一些园区，有的时候，政府刻意去打造，其实是没有人去的；有的时候是自发的，偏偏要把你拆掉，然后建了很多空的工作室。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观音堂，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现象，造成了大量成本的浪费：把一些房屋拆迁，然后打造的东西是空的。同时当自发地聚集起来的东西政府就把它拆掉，改掉，这个中间就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刚才我听到梁硕跟艺术家们说得很无奈，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无奈的事情。就是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谁给予的合法性？这个“拆”是谁来决定，是公民还是政府？这是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我们流离失所？不光是艺术家，整个中国都变成流离失所的地方，到处跑来跑去。最后建的那些东西是很荒诞的，刻意让我们去，又没有人去的。这个东西，大家好像冥冥当中都没有参与意识，使得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好像就是无奈。突然间一个政策，突然间一个决定，那么这样的政策是谁来决定？是我们的人大，还是政协，还是中共中央，还是公民？这些问题，我想是一直没有悬念的，虽然近些年中国已经发展了，从经济的指标来说已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一些基本型的东西：人的权利，包括文化等等这样的东西，事实上全是空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中国在未来的社会当中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你无法跟世界的平均水平去竞争，仅仅靠经济技术是不行的，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也很重要。

    再有一个就是城市的设计。肯定是要有预留地，预设的弹性空间，如果说没有的话，它只有两种可能：那就是反对它，这就是二律背反，如果有一个中性的弹性空间，就好办多了。过去我们说的郊区概念，它是对城市发展的一个缓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回到了过去。中国那样一种二律背反，要么就造反，要么就是谁做，就是王做。

    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一个传统思路，就是中国从儒家思想以来建立的一套体系。但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是步入到现代化，尤其是中国近三十年，我们的国家政策也倾向于现代化。那么什么叫“现代化”？就是对城市空间的合理化建设，是众人参与，而且要给它大量的预设空间，这个空间包括人文空间，不光是一个现实的空间，也是允许也一部分人是带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应该科学地给他那个空间。这样就使得这个城市，像一个循环系统一样，像一个过滤器﹑一个污水处理器一样，它自发地就会处理掉这些问题，不会堵在那儿。如果长期堵在那儿，就会有问题。

    我想从当时的圆明园到东村，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通过艺术映射出来的是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个城市化进程，或者是现代化进程，这反映了一个艰巨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揭示的就是我们过去的一种官僚思想：依然还是在固守着过去，但是社会已经进步到这个意义上了，或者说现在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等等一些东西，已经跟世界尽量去接轨，但是我们的官僚意识，或者是对城市治理的意识远远不够。我想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引发艺术区，很多创意园区目前还存在的一个问题。
    

  
　　相关链接：

　　【视频】艺术家的“位置”何在？——从北京艺术区拆迁说起（二）

　　【视频】艺术家的“位置”何在？——从北京艺术区拆迁说起（三）

　　【视频】艺术家的“位置”何在？——从北京艺术区拆迁说起（四）

　　【视频】艺术家的“位置”何在？——从北京艺术区拆迁说起（五）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