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长”被迫上马

　　1997年前后PC还没有全面普及，我们剪录像是在北京西三环，那边有很多制作工作室等着接中央台的活儿。有一家“健农”在公主坟，我们总是租他家的机房，一小时大概四百块。我们剪五分钟的片子差不多要12个小时，五六千块钱。在机房里可以加一些特技和精确的剪辑包括字幕。为了省钱又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就先用两台录像机对编好，拿进机房只是加划像特技和字幕。以前做字幕很土的，我1995年做作品《乒乓》的时候，到打印店打一条黑底白字的字条，再用摄像机翻拍这个字条，播放的时候就像默片一样，过一会儿“呼”地出来一个字幕。

　　1998年我带一批作品去参加柏林艺术节，那应该是国内第一次。艺术节上已经有很多三维生成、甚至网络艺术的东西，CD-ROM互动光盘都已经成为一个专题单元，但整体还是叫录像艺术。播放的时候观众总是稀稀拉拉十几个人。有一次我在台上介绍中国录像艺术的情况，台下坐了四五十个人，已经很多了，但我发现他们全都是各个媒体艺术节的负责人，根本没有圈外的观众。我一讲完他们就围上来递名片，说我的媒体艺术节在明年二月份，你也帮我挑些作品……就这样，我带着一批作品在各个媒体艺术节巡展。

　　媒体艺术就像在已经边缘化的当代艺术里面又另立山头，有自己的文化英雄，不走威尼斯双年展这种官方大展系统，也很少走美术馆系统，与当代艺术若即若离，获得经费的途径也不一样。艺术系统主要是靠博览会、拍卖、藏家收藏，媒体艺术则是另外的路子，比如ZKM的媒体艺术节与瑞士一家电视台合办，电视台每天播一部参加艺术节的片子，给艺术家付播出费。德国有一群艺术家就靠这种方式过日子，拍一部片子出来赶五六十个媒体艺术节或地下电影节，每次拿一两百欧的播出费，加起来也是一笔收入，偶尔才有一件作品被收藏家高价收藏。

　　1998、1999年我一直在带作品巡回，后来觉得挺没劲的，这一套系统里没有多少深刻的交流——你寄去录像带，他们在那边播一下，稀稀拉拉鼓鼓掌，录像带寄回来给你，给你一笔小钱，我还得负责分给宋冬五十欧、杨福一百欧……太不好玩了。1997年后国内到处在谈DV革命，有很多策展人跳出来做影像艺术节，我这个“组织部长”就干脆退休了。2004年，美国一对做新媒体艺术收藏的夫妇在上海美术馆办展览《聚焦》，开幕式演讲说到张培力是“中国新媒体艺术之父”，我正好和王功新站在一起，就跟他开玩笑说“那功新你就是新媒体艺术之叔叔，我就是新媒体艺术之舅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