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一套把文化战略化的系统。以至让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于国际应对中显得很肤浅。以往向国际传播文化的方式大致是带团出访，内容无外乎京剧、变脸、民间舞蹈、爬杆等，像国内走穴似的，没什么意图，也没什么标准。这一点，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浸润是太成功了，你看中国学校的教材中外国名著何其多;中国的公园、公共场所树着一大堆西方名人的塑像;中国的音乐教授讲起贝多芬是两眼放光、而讲起阿炳总是很不礼貌冠以“瞎子”;中国许多省、市实施文化项目，提高雅艺术就是引进几场西方交响乐、芭蕾舞……无论是出去还是进来，潜意识中缺乏立场、秩序和谋略。像上海引进迪士尼，作为经济项目且不论长短，但那位不缺学历的市长宣布得如此豪迈出人意外，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官员在文化全球化面前没有做好准备，这个现象在高明的国际关系中显得很丢人。这一系列问题的根子在于，我们还没有看清文化在国际较量中是多么重要的武器。千百年来，中国皇家只把文化当作雅玩和内治的武器，高度内化，向外传播也往往在于炫耀;不像西方，往往习惯于将文化当作价值观输出的载体，而且从体制、政策、习惯上已经把力量调适到相当自觉、相当社会化。这个问题在今天其实已经不难看清也不难理解。关键在于：目前我们的体制、政策、习惯、谋略等等，是民不从、官不管，或者更确切说是管得低级、从得无序。只有当国家先有战略规划，在政策、制度、教学、分配、导向等大问题上创新了环境，形成自由、宽松、适宜文化创造的生态，社会行使力量才会相应的自觉而又富战斗力。

　　记者：你能谈谈国内美术馆的现状吗?

　　何：中国的美术馆数量繁多，而且拥有全世界最有特色的美术馆体系，依照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组织而成，从国家级到省级、市级，甚至是县级。这个体系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宗旨，与文化馆及群众艺术馆共同构成一个大众艺术系统。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变革的加剧，中国这样的美术馆体系已严重的不适应也急需进行变革。美术馆不能再是自己玩玩的场所了，你拿到国际上去，在同样的竞技场上，决胜的标准你必须要熟悉，游戏规则你可以参与制定，但一定是一致统一的。这套体系，很多美术馆长们很清楚，但就是不容易做。归根到底还是与官办和陈旧保守的东西挂钩太深。现在国家鼓动民间来尝试，这是一条出路。虽然，除了一声“鼓励”之外，在政策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但毕竟打开了一扇窗户，将来民间的美术馆可能在探寻发展模式上会有大的贡献。

　　记者：您在之前接受采访时提到“中国美术教育、欣赏体系缺乏尊重‘物证’的习惯。国外美术机构除流动性展览外，大多有丰富的馆藏陈列作为支撑，目前炎黄艺术馆未来是否有比较系统的收藏和陈列计划?

　　何：尊重物证的习惯，是提倡研究者和欣赏者观看原作。我们现在许多研究者实际上是在凭空臆断，而欣赏者就可怜地读着这些研究者的文章。这个情况不仅需要美术馆体系承担更大的社会推广责任，更需要国民美术教育体系的进步。从需求上来讲，老百姓期望看艺术原作的欲望相当饥渴。从我们举办徐悲鸿、刘海粟展览的情况看，观众的热情太高了。徐悲鸿展40多天有35万观众，热情惊人的高。另外一个问题，把什么样的原作贡献给社会，也是美术馆的一个责任。这个标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体现社会公共、智慧的问题。但现在往往被少数低级的人强占了。其结果是让全世界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只能看懂诸如此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