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一下美国艺术界谁是当下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他们大多会回答你，不是唐纳德·库斯比特(Donald Kusbit)，也不是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而是阿瑟·丹托(一译邓托，Arthur Danto，1924年)。这位从分析哲学起家的哲学家的哲学类著作赫然列于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的作品行列。1 60年代中叶，丹托因率先提出“艺术世界”(artworld)理论(比狄冀的“艺术惯例说”还早)，在艺术批评界与美学界引起轰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艺术批评与艺术哲学中，因其著名的“艺术终结论”使自己与黑格尔臭名昭著的理论相关，从而进入黑格尔——海德格尔——阿多诺——丹托的艺术哲学话语系统，将黑格尔纯粹的哲学思辨带到当代艺术的描述与分析现场。

    　论者认为，阿瑟·丹托的艺术哲学是英美美学中最有想像力和最丰富的创造之一。当艺术的分析哲学对于艺术创作与批评来说，经常被嘲笑为贫瘠与过分抽象时，丹托的理论却与艺术实践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以其刺激性、暗示性与启示性的艺术史分析为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提供美味的调料。与此同时，丹托的哲学又保留着强烈的形而上学性。不管我们最后如何评价丹托的艺术哲学，他对分析美学的进程的影响就早巳令人肃然起敬。他对“看不见的模式”(method of indiscernibles)的精细化已经丰富了分析的哲学技巧的仓库，而他对“艺术世界”的发现，已经唤醒了美学家们对艺术史、艺术语境与艺术理论之不可避免的相关性的关注。2

   　 论者还指出，丹托对当代艺术的叙事，其辉煌足以与其对丹托称之为“历史性的当下”的详情的关注相匹配。按照丹托当下的时代是由以下事实界定的，即艺术已经终结了。这不是在它已经停止活动的意义上，而是在当代艺术家所做的事情必须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被重新加以描述的意义上；这种方式认识到，艺术家们是生活在一个艺术史已经完成了它自身之后的历史时期。如果不理解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后历史阶段(the post phase of history)，我们就既不能理解今天的艺术制作是什么样子的，也不能理解艺术该如何被加以描述与解释。艺术史已经完成了它自身，是在它已经取得了它在出发伊始就想要取得的东西的意义上说的，而我们(不管情愿与否)都是这一已经完成了的使命的接受者。我们的时代是那个被称作艺术的终结的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以更加为人们所熟悉的后现代主义之名不胫而走。3

一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终结论

    　首先，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丹托所说的“艺术终结”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似乎对这个论点非常得意。在他关于艺术的第一部、也是他的成名作《点石成金》(The Transfiguation of the Commonplace)(1981年)中，他开宗明义地说：“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传统的艺术定义的不可避免的空洞性乃源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每一个这样的定义都建立在一些特征之上，而沃霍尔的盒子已使这些特征成为与任何这样的定义不相关的了。因此艺术世界(artworld)的革命将会抛弃这些意图良好的定义，而不会以崭新的艺术作品为代价。任何想要站得住的定义都必须相应地为反对这样的革命而使自己付出代价。我乐意相信，随着布里洛盒子(the Brillo Box)的出现，(想要定义艺术)的可能性已经有效地关闭，而艺术史也以某种方式走到了它的尽头。它不是停止(stopped)而是终结(ended)了，这是就这样的意义而言的：它已经经过并来到了这样一种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它自身的哲学：一种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曾经预言过的状态。我的意思是(部分地讲)，这确实需要艺术世界的内在发展，使其达到充分的具体性，从而为艺术自身的哲学成为一种严肃的可能性(准备条件)。在20世纪60与70年代的前卫艺术中，艺术与哲学突然为彼此作好了准备。为了把它们分开，它们事实上突然变得相互需要了。”4

    　而在他的另一部被尊为杰作的《哲学对艺术的剥夺》(The Philosoptzt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1986年)中，他进一步阐述了黑格尔的意思来补充说明他的“艺术终结”的含义。他说，“黑格尔认为，在一个时期，历史的活力(或精神)正好与艺术的活力(或精神)重合，而现在，历史与艺术必须朝各自的方向发展。尽管艺术还会以我称之为后历史的样式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其存在已不再有任何历史意义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