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系列之六 纸面水墨 178x288cm1999年
张建建
大家都在谈新笔墨主义绘画，但是我以为那是一种强调形式播弄精神的取向，很少触及绘画的核心——形象。蒲国昌先生的近期作品则是直截破除形式的重围，以其直观形象鲜明的表达一种独特的神秘主义观念，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传达出一种中国式的精神质感。这是我觉得这一批作品的一个重要成就。
我们看到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更为单纯，更加结实，仿佛将人物作了静物化的处置。不是通过人物姿态，也不用任何可以辨识的符号，更不是依靠环境的寓意去实现观念的释放。以目前这种富有质感的形象，使得蒲国昌的绘画美学，仿佛更加靠近古老的艺术，与人类更早期的艺术有种神秘的联系，我们姑且称为一种“纯在”的画意吧。
由此我觉得这部分作品更属于一种国际性的认知。近几十年来一个涌流在倔强地冲击着观念主义化的艺术世界，形象的再建构是其中最强烈的动力。在无论哪个文化语境里，形象才是真正视觉的语言，返回形象，就是返回视觉，更理论地说，就是返回形象的无意识哲学。没有形象，视觉的无意识逻辑就不可能建立起来，由此我们将会失却一个进入精神的途径。当代艺术离开形象太久了，观念化的云雾也使其变得更加虚无飘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建形象就是重建一种 “纯在”的艺术史。
为什么我刚才说是感觉蒲先生的绘画美学像是回到早期人类艺术的状态，用西方绘画来比较的话，就像早期基督教艺术，或者早期古典主义绘画那种那样，那是很世俗和单纯的形象表达，像乔托那种的。就像我曾经说过的，在蒲的这里，纯粹的水、墨、纸、笔、手与身体，构成了一个独立而顽强的世界，一个原初、乃至荒蛮的形象世界，全部水墨绘画的范型被一种暴力性的力量冲决与破坏。但是一个形象被建立了，而不是像几乎所有的中国水墨画那样，不论是传统文人画还是新文人画，尽管都在绘画的某些方面作了建设性的努力，究其基本图式而言，他们都还只是一种既有的文化意识被再次复制出来。很清楚的是，在蒲国昌这里，“笔墨”的美学被返回到笔与墨的原初力量暴力化解决之后，形象就成为了唯一的绘画旨趣，那些由笔墨美学建立起来的关于“气韵”、“笔墨”、“生动”、“传神”的神学就被压缩到某种精神的质感中去了。这就是形象的回归。我感觉到它有一种疯狂的穿透艺术史的力量在里面，它迫切地渴望回到一种艺术的原初状态。与水墨范式一起被抛弃的还有全部的观念主义预期。当回到纯粹的形象之时，就是蒲国昌重现艺术无意识的时刻。全部可能的观念都是由形象来回答的，我们看不出其在形式上做什么探索的那种感觉，也看不出其在观念主题上做什么构想的聪明，因为在蒲先生来说，形式是渡筏，登岸便舍，主题就是形象，直截超入，没有一点犹豫和留念，更没有一点导读的意志。形象是决定性的命令，包含了形式的全部言说。他这十多年的道路，就是从内容回到形式，然后又从形式又回到内容，反复了几次又回到这种感觉，有点总结性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代，在蒲国昌的形象美学里，我们找到了在架上怎么重新塑造形象的道路。
当然这是一条心灵之路，也是一条重归内在人类史之路。蒲多年以来一直画这种“人”的形象，从画少数民族的那种文化性形象，介入了过多的文化符号，以后又演化为日常生活形象，一种身体性形象，一些与生殖有关的符号，最后演化成一种纯粹的人的形象，以笔线为主体构建的一个线之形式的人，然后又是梦境化的印象形象《人——人》系列，最后到当前这种可以称为是“纯人”形象，自然包含了一种对于“人”的解读预期，但是究其形象的纯粹性而言，这些解读还只是内在感知的虚拟言说，尽管如此，这些观念的人或者形式的人的形象，都具有着强烈的形象质感，传达出某种甚至有些愤怒的情态。现在这些所有的元素都回到了一起，回到了这个形象非常牢固的时期。
从目前其所绘画的富有质感的“人”形象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其中隐藏了一种超验性的声音，呼唤着把一种超验性解读推到了人们的面前。仿佛是一个死亡学范本，又仿佛是一个通灵学个案，它们静物一般矗立在画幅当中，观者任何一点关于“人”的联想都会被这个静物牢牢地限制，不得不加入这样一个不可言喻的超验解读之井。
所以我们要重复地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形象，是纯形象的力量。可以这样说，所谓“笔墨”、“气韵”、“传神”乃至“结构”等等有关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的话语，都被垒进了蒲国昌构筑的这个超验之井。那时候蒲先生总是谈在水墨领域里面要建立一种新的话语，如果说那时候说的还更多的是形式的话语的话，那么此刻其所言说的已经是一种超验性言说。现在不仅仅是形式话语的问题，而是涵盖了内在人类史和自己生命的体验感知到的神秘主义之“纯在”了。所以说是一种文化感受。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形象很干净，也没有做作的成分，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相反，好像比从前的那些形象好像还要规矩一点，只是干净的形象，静物一般的空间，坚硬的笔力与墨质的肌理，包括那些晕散等等一切水墨元素，揭示的不再是文化复制，而是那种关于“纯在的人”的直接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