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城市动员里面隐含着公民意识?

　　欧宁：对。其实我特别关注深圳的历史，我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深圳这个城市历史太短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不强。认同感的增长需要历史意识的土壤，所以我今年挖掘了很多历史影像，包括整个展览的叙事都是通过我个人经历的叙述来折射出深圳这个城市的历程。今年我不打算用很宏大、很学术的文风来叙述这个展览，所以我用一种个人叙事的方式进行结构梳理。

　　记者：双年展刚刚结束，如果要您给这次策展的双年展打分的话，您打多少分?

　　欧宁：80分。

　　记者：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80%的东西都实现了?

　　欧宁：有些遗憾，因为预算的问题没有做出来，有些方案没有完全实施。还有安全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有些作品尺度很大、很高，本来为了增加作品的互动性，艺术家的本意，本来是希望观众可以上去的，但考虑到安全性和预算的问题，我们把旁边的梯子撤掉了，一方面是因为省钱，另一方面也认为不安全。

　　最大困难：财务制度和行政执行能力

　　记者：我比较感兴趣，像这么宏大的一项工作，您在策展和组织的过程中，除了您刚才说了有些难题是建筑要做尺度大的展品所以有难度，你碰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这么多人参与，现在又办得这么成功，中间会有各式各样的困难、一些难题。

　　欧宁：最大的难题是双年展的行政能力。双年展的机制、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很成熟的行政机制，同时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在行政执行方面，包括财务制度，因为它是政府主办的，财务制度和行政执行是我们最大的麻烦。因为这个难题曾经我不想要接这个工作，但还是顶着上了。我今年花了不少时间和双年展办公室共同提高行政效率，本来这个工作不是策展人干的，但如果策展人没有一个好的行政部门配合的话，你的想法再好也没有用。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来提高我们的行政能力，做下来以后我觉得收到一些效果，起码比上两届的行政能力提高了很多。像展览制作的精致程度提高了，还有展览的管理水平也提高了。双年展要继续往下走，财务的制度如果不做一些灵活的调节，它会很影响双年展的效率。

　　记者：以后的双年展继续办下去，下届和下下届要在行政效率和财务制度上进行一些改善?

　　欧宁：对。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展览，国际展览很多国际参展人涉及到金额、报销的事情，如果还是用一种比较僵硬的，不能够根据国际参展人的实际需要配合他们的话，会影响行政效率。

　　记者：选作品会不会比较麻烦，这些展品、作品是怎么选过来的?

　　欧宁：这方面主要是策展团队的工作，我觉得双年展方面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基本上交由策展人拍板的。我们最早是这样，我下面还有五个女策展人，Beatrice Galilee负责欧洲地区参展人，Kayoko Ota负责亚洲地区的参展人，Pauline Yao是当代艺术背景的，曾在在旧金山和北京工作过，我让她负责当代艺术展策展人的组织，还有Wei Wei Shannon是在纽约和北京之间工作的，因为她跟中国建筑师比较熟，我让她负责中国国内参展人的工作，还有台湾项目的协调人许雅筑，她管台湾地区的参展人。策展团队的组成涵盖了不同地区，同时我们也公开征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