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之处在于，上述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历史一旦进入语言系统，只能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没有办法客观。”《江苏画刊》的副主编靳卫红认为。

　　除此以外，当代艺术史的书写还面临着真正的史实被掩埋起来、写作者无法发现或写作者由于手头缺乏某个资料，刻意用自己的逻辑方式将它串联起来等风险。“这里面存在很多不公平，只能留给别的人、留给将来填补。”靳卫红以吕澎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为例，“现在为止，它仍是记录中国当代艺术跨度最完整、包容量最多的写作，却还是证明了这个游戏的危险性。因为吕澎是当代艺术的参与者，他是当事人，当事人能不能够在这样的写作当中力所能及、客观地恢复历史的现场?可能比非当事人更难，也是我们写当代艺术史的根本性困难。”

　　当代艺术史书写的价值何在?

　　在传统认知中，历史书写无非两个功能，还原真相并提供价值判断。从当代人书写当代艺术史的角度看，受个人知识背景多样化、价值评判差异化、事实材料不全面性及缺乏时间沉淀等因素的影响，加之作者容易牵扯到复杂的人事纠葛里，真相与价值判断也在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就如李杨所说：“文学史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当代文学的写作到底能不能找到客观的标准?我们现在已经不相信能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有人说，或许整个时代的评判都是错误的，但历史最终是正确的。我们现在看历史，是发现历史越来越正确、越来越清晰还是越来越糊涂?至少我个人认为历史越来越糊涂，疑点越来越多。”如孙振华所说，既然提供不了超越一切的真相和价值判断，甚至连未来的正确性也不能确保，当代艺术史书写的价值何在?

　　“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参与、亲历众多历史具体事实和现象的人，至少在历史资料学的层面上，有责任提供艺术史写作的第一手材料。否则，隔了一代、两代以后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要花很大的劲去考证和猜测。”《美术研究》主编殷双喜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看作在场者的责任。

　　“它可以满足人类遏制不住的好奇心，透视深层次的文化特质。”孙振华认为，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在不断追寻当代艺术的过程中也将形成多元化的思考和答案，形成丰富的知识积累，为未来提供更加开阔的眼界和多维度的思想。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