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家,最先迎我的,总是路旁那两排白杨树。他们俊秀挺拔,扎根在少年的梦里。
在北京呆了近十年,蜗居的地方也不定,始终漂着,没有家的感觉。唯一像家一样让我心安的,就是北京郊区的白杨树。去年的秋天,隐居的燕山脚下的诗人何三坡约我去爬山。阳光下,我看到桃峪口的白杨树金光灿灿,向天空领取孤独,支撑住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时隔一年,作家何三坡却传来消息:那些白杨树,300余棵,抵挡着朔北的风沙挺立了35年,一夜之间却被伐得干干净净。即将遭此命运的树木,多达20000余棵。
何三坡愤怒了,他要为白杨树请律师,为沉默无言的白杨树鸣不平。
读过诗集《灰喜鹊》的人,都知道何三坡是个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人,即使不高兴,也只是报以孩子气的嘲笑。他喜欢童话,他的文字出生的地方,有月光、喜鹊和树。而一场砍伐,让喜鹊失去了鸟巢,让童话失去了风景,让月光悲凉,让风沙肆虐。
在北京我认识的诗人,有两个人都像陶渊明那样活着,一个是何三坡、一个是黄以明。而今天,他们几乎遭遇了一样的命运。
为了让陶渊明的思想能在当下有效,黄以明从毕业论文《论陶渊明诗歌比的变性》就开始思索,历经十几年,终于写成《自然精神的现代构成》。这篇文论被认为是黄以明艺术思想的主干,也成为他撰稿为生的饭碗。然而,2006年3月15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台湾萧长正的雕塑个展,同日起《自然精神的现代构成》被侵权广泛传播,黄以明的名字被抹掉,署名成了"参考资料:来自台湾《艺术新闻》杂志""作者:范迪安"。整个剽窃事件与萧长正、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密不可分。对文章来说,是被抄袭了;对作者黄以明而言,却是被拿去了饭碗。
黄以明也愤怒了,一纸诉状,将范迪安告上了法庭。有人酒饱饭足后,对身旁的小蜜问了:他们不是要做陶渊明吗?怎么愤怒了?我也纳闷,何三坡与黄以明就没有想到这样做的风险吗?知情者透露:已经有几个大汉去何三坡家里要"谈话",而黄以明也只好"刑天舞干戚"状告范迪安。你们那张安静的书桌还能安静吗?还做得了陶渊明吗?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有个南山可退。而何三坡退到了燕山,砍伐的斧子也跟到了燕山。而黄以明呢?以为还有个生存下去的饭碗,结果被人拿去了饭碗。
我也做不到"摧眉折腰事权贵",但人家允许我做陶渊明吗?如果我是何三坡、黄以明,我也会愤怒,也要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生存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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