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047 150×150cm Acrylic on canvas 2007

　　2006年春，在成都郊外蓝顶艺术区，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组以“囚”命名的系列作品，由此而认识罗杰，一位语速平缓、气质温和，略显腼腆的艺术家。后来得知，罗杰当时刚刚进驻‘蓝顶’，拥有一间向往多年的工作室，其独特的个人创作风格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并延续至今。

　　相隔三年，我仍清晰记得初遇作品时的惊觫：肉身异化成粗砺纠缠的绳索，精神依然徘徊其中，咆哮冲撞，焦灼痛楚，又时有冷漠和凄惶。无论是危险不安的暴力场景，还是疏离疲惫的肢体语言，都令人困惑难解。又因似曾相识，更添遐想与恐惧。这种特殊而异样的视觉经验，从何而来?如果从发生学角度考量，图像生成乃是根植于个体的生命体验，那么，如何检索、唤醒及呈现潜伏的个人记忆，并把它转换成有意义的视觉表达，使其在当代社会文化情境中，具有特殊的符号学意义呢?基于此，我对罗杰的作品产生了兴趣。

　　罗杰就读四川美术学院期间，正值中国当代艺术的转折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新潮美术因政治事件嘎然而止，中国当代艺术陷入沉潜期。此时，四川美院创作处境微妙：一方面，油画创作总体上与当代艺术并不相交，日益商业化的风情写实与日益主流化的乡土叙事相互助长，一度被港台画商所操纵。另一方面，四川美院当代艺术的个体探索并未停滞，并以其边缘、地下的方式持续进行。如张晓刚、叶永青、陈卫闽、杨述、张濒、忻海洲、郭晋等。更重要的是，从1991年开始，四川美院批评家王林逆流而行，策划组织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并发起对于“八九后艺术的讨论”，提出了包括“政治波普”在内的一系列艺术概念。这项活动延续十年历经六届，集中呈现了中国八九后艺术的创作倾向，并动员国内批评力量深入研究当代艺术问题与八九后中国美术现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以上三条线索，大致可以勾勒出罗杰当年身处的学习环境：沉闷、压抑，却不乏独立精神和批评锋芒。当然，还有学院门口不时辗过的坦克车，和新近生产的防暴车。这里靠近兵工厂，公路也是军械实验的道路。

　　这段时期，留给罗杰的生命记忆，对其后来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究其画面，至少有三点值得探源：

　　其一是其表现主义倾向。中国当代艺术明显的表现主义创作倾向，汲取西方现代艺术成果转向直面本土社会及历史问题，寻求充满中国经验的话语表达。其价值在于，敢于直面当代人的心理矛盾、精神冲突及个体生命对生存异化的反抗。同时，关注社会意识形态变化，揭示隐含其间的现实问题。至世纪之交，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精神面临着消费文化、权力资本和后殖民文化的侵袭，因利益共谋而将表现主义创作加以遮蔽。2006年前后，罗杰反其道而行之，其“囚”系列作品，深入内心揭示精神苦难，表达了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个人曾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现实体验。这里有的是艺术良知和艺术家的尊严，而不是名利场逻辑。

　　其二是作品的象征性转喻。罗杰运用置换手法，让非物质的物质性与物质的非物质性之间产生歧义。其人物造型，并非鲜活的肌体，而是一具具用粗绳捆绕的活动模具，有着属人的表征却是被异化了的‘生物’。其作品把日常发生的情景进行陌生化处理，使之悬置于后工业化时代特有的冰冷时空中，从而让阅读者遭遇到文化、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象征性转喻不仅体现了画家强烈的个人情感，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批判性。同时，也是艺术家转换写实手法使之具有观念性的绘画方式。

　　其三是关于作品的个体化表达。如果说，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的相互开启是当代艺术创作存在个体化的基础，那么，罗杰的生活际遇则是其独特表现语言的诱因。罗杰毕业之后，迫于生活压力，独自南下谋生。结果可想而知。九十年代初期的深圳，物欲膨胀，就连空气也散发着铜臭味儿。每天高强度劳动过后，罗杰再也不想和这座城市发生任何关系，躲进书堆，寻找慰藉。正是这一时期，罗杰渐渐养成了文字书写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看似枯燥的工作，也令其颇有受益，即对绘画材料性能的熟练把握。工作中用的全是荷兰进口颜料和日本动画纸，这对罗杰而言，可是货真价实的奢侈品啊!但陌生的环境让他倍感孤独，甚至出现忧郁症倾向。1993年，罗杰怀揣两万块钱回到西南，还是想当艺术家!在重庆遇到了赵能智,封胜,何森，陈文波,杜侠等美院毕业的同学,后来又到了成都。一晃过了两年，罗杰花光了积蓄，无法支撑画画所需的基本开销，于是只能在成都杜甫草堂边上住下，画些小稿，生活毫无着落。画废了的纸张罗杰舍不得扔掉，用笔一遍遍地在上面重复勾勒涂抹。有一天，突然惊觉，这些线条怎么像父亲编织的渔网，这突如其来的记忆一下启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