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与吕彭合影

　　事实上，他们对那种主题性的创作没有什么兴趣，绘画本身已经成为他们的理由。

　　毛旭辉(1956— )是张晓刚知青时期就认识的朋友。他是80年代新潮美术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新具像画展”正是在他的有力组织下成为了重要的历史事实。毛旭辉同样是一个多产的书信作家，他总是通过书信与他的朋友们讨论艺术问题，并经常带着一种悲剧性情绪。这两个现代主义的战友总是通过书信沟通对艺术的激情和内心的困惑，在张晓刚给毛旭辉的书信中，我们经常能够读到这样的激情言辞：

　　艺术就是我的上帝，而它本身就是一门宗教，面对常常在心灵里“显圣”的模糊之光，我的确没有什么可保留的，更不能怀着丝毫的杂念来加以利用或者以此炫耀。(1981年12月16日)

　　书信记录是了解艺术家思想变化的真实文献。80年代，随着艺术运动的发展，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渐渐地，那种宗教般的激情已经开始转向忧郁与焦虑。在很多文字里，容易让我们见到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以及那些具有焦虑情绪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子。当毛旭辉在信中写到他的困惑——“什么是该做或不该做的。世界越来越没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敦促肉身去前行”——时，张晓刚呼应说：“是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使我们日渐地感受到荒诞的强大所在。”(1987年5月31日)

　　叶永青(1958— )既是张晓刚早年在昆明就结识的朋友，也是他四川美术学院的同学。这是一个有着诗人气质的画家。他早期完成的那些作品成为80年代现代主义的形象诗歌。可以想象，张晓刚与叶的通信是研究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在一封于1986年1月1日写给叶永青的信里，刚从昆明的朋友圈回到四川美术学院的张晓刚一开始说的事情不是之前的展览和艺术，而是生活中非常具体的问题：

　　昨天我去领你们的粮票，管粮票的那个女士说领全国粮票要交油票，因考虑到甫女士属哺乳期特优待只要三张油票。我因不知道你们的油票放在哪里，我自己又没有，故只好写信告诉你们。看怎么办?

　　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是今天的年轻艺术家们不知道的。到了年底，张晓刚完成了从歌舞团正式调入四川美术学院的手续，尽管他刚从昆明回到重庆，也仍然按捺不住写信的欲望，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与叶永青等人讨论如何参与和组织学术活动，将发生在云南的现代主义艺术介绍出去，这时，叶永青同毛旭辉正为“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在云南省图书馆举办“‘新具像’图片幻灯第3届展览”(1986年10月26日)做准备。张晓刚在信中的内容是具体的：

　　我回来后才知道上海方向的学术讨论会很重要，其一是目前那边的社会基础好，至今仍未出现任何群体，而有很多人现在对此类事很感冒，其二是舆论界对我们很有利，几个学校也邀请我们快办讨论会，其三是这对明年《美术思潮》的文章出场可提供一个先入为主的感性效果。原来张隆给我们的信写错了，不是每人寄两张幻灯片，而是20张，故我赶紧给永青通个气，望在美院作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被人占了便宜。至于昆明这边的讨论会所需的幻灯片应付一下即可。有关文章，我已拿去复印，然后把我们俩的一起分别给邓启跃和张隆。当然如永青还有就再寄张隆处更好。越多越好。(1986年10月4日)

　　像这样的书信，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些年轻的现代主义者是如何从事他们的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