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 血缘：大家庭-全家福， 1994年，布上油画，150x180cm

　　这本书信集还包括了张晓刚写给他的同学、朋友、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例如杨千、易丹、王林、栗宪庭、张颂仁和我的一些书信，这些不同时间的书信都记录着张晓刚的艺术思想、实践以及影响他的那些人和事。1989年之后，不少艺术家和批评家纷纷出国，希望在国外寻找艺术发展的可能性。在给远在美国的同学杨千的信中，生活在黄桷坪的张晓刚的情绪表现得非常低落。(后一段引用建议删掉。)

　　不过，正如艺术家自己所说，他的天性“又不甘堕落”，他仍然思考着自己的艺术问题，在1990年10月18日 给我的一封信里，张晓刚清理着他自己的艺术和思想：

　　的确，我的作品也许有了某种表现主义的倾向，就像我1984年画的那些魔鬼，但我知道我是不属于表现主义的，更非现实主义的。画完第五幅之后，我强迫自己停下来，进行一番清理。纵向地翻阅西方艺术史和横向地观察国内外的表现主义画家们，我再次发现自己喜欢的艺术家，仍然是像格列柯、布什、契里柯、恩索、玛格丽特，这条线下来的人物，如贾克梅蒂、培根、巴尔丢斯也属此类。当然，还有雷东。新表现主义画家群中，德国的基弗尔，意大利的帕纳迪诺是最喜爱的。可以说，我所试图通过艺术来表达的是一种我对当代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简而言之，表达某种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事物表面之下的内部真实的体验)以及对生命与死亡的心灵体验和感应。这是一条通往现实与幻觉之间，包容着生与死的幽暗通道。不论是现实的(如早期表现主义，波普艺术)还是纯“幻觉”的(如达利所刻意制造的“梦幻”)都给我一种堵塞的陌生感。纯理性的材料，概念艺术，包括抽象艺术与我更是无缘。如贝克曼所言：“表现在所谓的现实背后隐藏的东西。从‘可见的’通向‘不可见的’。”卡伯莱神秘哲学和中国的禅宗正是这条道上的发掘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里柯和玛格丽特，契的昏暗街道上那忧郁而神秘的长长黑影，把时空分裂成了两半，在那里，古建筑及雕像与人物的基本定义模糊了，使人震颤地感受到那内部的真实世界的强大力量。而把玛格丽特归为超现实主义不免显得表面，其《收听室》远非达利等所能企及包容的。还有培根，一位极好地通过幻觉的形式把握现实的优秀画家，仔细对比，即可看出他与表现主义画家的极大差异。在几个月后给批评家栗宪庭的信里，张晓刚继续陈述了他当时的思想：

　　我们也许真该感谢我们所身处复杂多变的“现实”，正是那许许多多的“现实”使我们逐步地从浪漫的情怀和空虚的理想主义中觉醒过来，以艺术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现实，面对那些在寂静的深夜里哀嚎的灵魂。在这里，我认为“语言”和“灵魂”并非是矛盾的对立物，而是一个复合的生命体，一个完整的充满了“魅力”和深沉情感的幽灵。而非一滴因脆弱而滚落下来的眼泪，一份暧昧的贪婪，或者一张华丽而空洞的彩色皮囊。(1991年3月12日)

　　1992年的夏天，张晓刚第一次到了欧洲国家。然而，这个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欣喜若狂的情绪。在给栗宪庭和廖雯的信中，他表达了复杂的心情：

　　第一次步入资本主义世界，虽然是到了一个中小型城市(Kassel只有昆明那么大)，但已真切地感到与咱们中国是完完全全的不同了。这不是说其风俗习惯等这些本来就存在的民族差异，而是说整个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行为准则及物质环境等等都与国内相差甚远，有种置身于美丽而又陌生的“假”环境之中的感觉。中国人民经过十年艰苦改革，所奉为“高档的”物质生活，在这里却以最普通的方式呈现着。(后面一句与资本主义对比的建议删除)(1992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