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意象艺术家：作为雕刻时间者的雕刻家
当哈里森夫妇在墙上的大地图里以素描的方式临摹出欧洲的山脉“圣像”作为他们的生态艺术品时，他们完全是将自己理解为雕塑者，做雕像的艺术家。
就哈里森夫妇和袁顺这样的艺术家的角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趋势，即以生态为取向的艺术家不再是首先将自己看作一个独特的有个性的创造者，而是看做地球上存留的自然的捍卫者，看作新形成的感知空间的管理员，文化和自然的多样性的看守，人类和自然的新联盟的监护官。他们往往与其他人如森林和水域经济学者、社会学家、地植物学家、警官设计师一起，作为自我认定的兴趣广泛者，担任人类无比宏大几乎难以穷尽的生态使命的发起人和组织人。
艺术家角色的转变从没有如此极端过：面对现代的意义危机艺术家既不愿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也不愿采取奔走鼓动的态度，既不愿披上居高临下的预言家和先知的外衣，也不愿将艺术平庸化，成为日常文化的设计匠，他们希望成为工程师和建造者。在以技术和经济扩张而不断前进的对自然的征服暴露出其毁灭自然的阴暗面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不再追求符合人类中心主义的天才概念(艺术家是自然的精华和完满)的身份，而是满怀敬意地与自然遇会，自然仍然是陌生而不可支配的。
感知的革命伴随着也决定着大脑研究和基因生物学的阶段性成果，以其新的时间-空间观改变着艺术家及其行业和方法的自我认识。在“现代之岛”上，他将来会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件雕刻作品。雕刻家某种意义上会成为“时间雕刻者”，画家会成为能量流的聚焦者。在被彻底剥削一空的自然崩溃之后，艺术家将会发现一个扩大的自然中的新世界和新资源：也许基因技术会构建新的氛围，生态社会学会成为具有潜能的未来领域。在这里，我们的艺术家的角色与那种在数字化高科技世界里由绝对化机制所打造的美学展示大相径庭。不管怎样，艺术家会带来他作为艺术家的理解，也即一个活生生的然而又是必死的生物。
如果在未来的艺术活动中，供养世界的建设会成为概念艺术作品，生物发生学会成为风景画的材料，如果地理学和拓扑学会成为艺术史的新主线，那么就应该将20世纪的艺术和科学成就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将这种结合推向21世纪，应该宣扬一种生态伦理学，这种生态伦理学将美学思考和行动与科学思考和行动融合起来，将这种模式图象化和文字化，从生活方式为取向的艺术工业中提出它的启蒙性的看重行动的方式，将其与公众的社会行动空间聚合，从而创造出一种行为，一种不折不扣的“为了大众利益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