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记者重点与孙海芳先生探讨了有关出土文物的若干政策性问题：

　　记者：“据我观察，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的藏品几乎全部都是出土文物，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对这些东西进行买卖都是违法行为，您对此怎么看？”

　　孙海芳先生坦率作答：“这些出土文物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很多东西都被外国人买走了，我用我自己搞企业赚的钱把它们买回来、保护起来，有些东西还是花大价钱从香港买回来的，这样做难道还有错吗？”

　　记者：“省市政府和文物部门对您的这些藏品持什么态度？”

　　孙海芳：“我这个馆是经省文物局批准注册的，开馆那天，省里的领导和专家都来了，他们给了我很大支持和高度评价。兴建这座博物馆，从征地到办理各种手续，绍兴市政府都给了我很大支持！”

　　记者：“可是据我所知，浙江省对出土文物交易的打击力度很大，就在不久前，我还从绍兴政府门户网站中看到，上虞市文物部门会同公安、工商和文广稽查大队，对东关收藏品市场进行了3次突击检查。共检查经营户59户，地摊120余摊，查到违法经营户12户，收缴出土文物（疑似）91件……”

　　孙海芳：“……过去我们只注意对文物交易进行打击，导致许多文物流到海外。很多文物在建筑工地一旦出现，农民工们知道不能买卖，就干脆当场砸烂，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难道我们就不能给发现文物的农民工一点实惠？允许文物在国内流通，避免被人家偷偷卖给外国人，难道有什么不好吗？藏宝于民总比文物流失好吧？就说我这套青瓷兵马俑，如果政府不鼓励文物回流的话，我还会花重金买回来吗？”

　　记者：“不管怎么说，按照现行《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您就不担心您这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有朝一日会被收归国家所有？”

　　孙海芳：“坦率说吧，我也曾经反复想过这个问题，办这个博物馆，将这么多藏品集中亮相，会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可是我不怕，因为把事情想到底，这些藏品，我现在只是暂时保管而已，它们的最终归宿当然是社会，它们是民族、人类的共同财富。纵观中国各个时期的大收藏家，在身后都将文物无偿捐给社会，我们不是唐太宗啊，我们的觉悟比他高多了！”

　　记者：“您讲得很好，问一个很长远的问题，若干年以后，您会对您的博物馆、您的藏品最后的归宿作何安排？也会捐献给社会吗？”

　　孙海芳笑答：“我还年轻，这个问题还没考虑……”

　　采访结束后，孙先生向我透露：“现行《文物保护法》在下一届全国‘两会’上将会有较大的修改，国家文物局去年就在浙江开始了调研工作……”

　　我不知道孙海芳先生最后一条消息是来自民间“路透社”，还是出自北京那些上层专家之口，但是有一条我敢肯定：许多类似孙海芳这样的民间收藏者，非常渴望国家对于这方面的政策能够有所松动。

　　如果单纯将嘉兴的俞兴伟和绍兴的孙海芳做一个浅表的比较，难免会让人觉得二者尽管志趣相同，但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但是，如果站在法理的层面上去看，我们又会发现二者的行为价值在内涵上区别并不大，因为依据现行法律，他们都是在“违法收藏”，他们的收藏品大部分都是“赃物”，单凭这一点，他们即便修成“正果”，也不可能得到国家法律的庇护和政府的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