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张仃便显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五岁时自学中国画,临摹了如《偷桃图》、《封侯挂印图》等一大批传统画作品,尤其是擅长画猴子,惟妙惟肖。这让私塾先生的父亲很高兴,把他送往北平求学,并不奢望出什么大成绩,只希望他将来能有一口饭吃。
可9·18事变发生后,日本人占领了热河,父亲失业,还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的张仃,因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异常拮据。内忧外患,使得他很不习惯呆在学校过着成天勾工笔、画仕女的安静生活。他开始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一本《伪自由书》常放在身边,到现在他还认为“鲁迅的文字最好,我每天读”。
为了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他创作了一大批抨击时弊的漫画,如《有吏夜捉人》、《焚书坑儒》,发表在一些进步刊物上,颇得读者喜欢。除此之外,他还串联学生,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是当时颇为“前卫”的自由艺术家。
他的政治立场与行为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34年夏天,他因筹建左翼美术联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押往南京,但念他“年幼无知”,只让他在“苏州反省院”“反省”三年,最后也只让他呆了半年,这是他第一次因为艺术成为了“政治犯”。
从“苏州反省院”出来后,张仃回北京呆了几个月,又去了上海,因为上海当时有很多进步的漫画刊物。
在上海的两年里,张仃主要创作一些时事性的讽刺漫画。为了让作品的“时事性”更强,他每天晚上都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时政新闻。他用超乎想象的扭曲、变形的漫画作品,讽刺时局的荒诞、残暴及政府的无能。
后来去了延安,在“鲁艺”执教,张仃用自己擅长的漫画“变形”手法,给二三十位延安的知识分子,每人画了一幅变形的肖像,丁玲、艾青、华君武、萧军都纷纷成为了他笔下的“变形金刚”。可万万没想到,这却招致部分人的反感,“鲁艺”还专门开会批评了他,理由是“丑化了革命同志”。据说,在变形画里,张仃把萧军画得像一个土匪,把刘白羽画得像一只兔子。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查混进延安的国民党“特务”,搞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为了查出“特务”,威逼利诱,很多人实在吃不消了,便违心地主动承认自己是“特务”。比如诗人郭小川,为了免受连番的审查之苦,有一天就“坦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