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运动中，张仃也被列为审查对象，当“专案组”的人问他是否是“特务”时，他冲着审查他的人大骂“你他妈的才是特务!”，“专案组”一看这个人惹不起，也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自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使得他的个性很儒雅，同时，他亦有东北人的强悍，生猛泼辣。”研究员李兆忠说。

　　1949年，张仃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任实用美术系主任，当时，他领导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工作，他以天安门为主体的设计方案得到领导的认同。而另一个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专家小组的玉壁则因“太文气”，未获通过。

　　1960年，张仃领着中央工艺美院三名研究生，前往云南采风，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把西方现代派的美学理念与中国的民间生活结合起来。经过长达半年的采风，创作出了一批具有中国味道的装饰画，内容以反映云南民间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为主，这批画于1961年在工艺美院展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过，这时阶级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烈了，对于这批云南采风的作品，很多人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另外一部分政治嗅觉高的艺术家则相当紧张，认为张仃有搞流派之嫌。华君武看完说：“这是毕加索+城隍庙”，在今天看来，这句话好像是表扬，可当时的真实含义则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人性与世道的险恶，让张仃一度对色彩失去了兴趣。尤其讨厌红色，因为这会让他联想起文革时期的红海洋，甚至家里的大红被子他都要翻过来盖。在他眼里，惟有自然更为亲近，于是凭着剩下的一支毛笔和墨盒，天天到香山脚下去画焦墨山水，没想到，这一画竟让他成为了中国焦墨画大师，他的焦墨画也由此成为一绝。张仃说：“黑、白、灰是一种学问，大千世界眼花缭乱，黑、白、灰给人以极大的安慰，使我神清气爽。”

　　延安的“时尚设计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成了当时很多革命青年眼里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