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改造传统的中国画，当时有两大派别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一个是主张推陈出新、全盘西化的虚无主义，另一个则是主张老祖宗的东西坚决不能动的保守主义。张仃对这两种看法都持保留意见，主张“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并主张中国画改造要与生活结合起来，走写生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学者李兆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政治最大的转变便是农村代替了城市，占90%的农民、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为了让艺术更贴近老百姓，张仃提出了以写生为主的艺术创作道路，是非常正确的，通过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能够打出一条路来。

　　张仃认为，相比那些阳春白雪、单纯追求趣味、严重脱离现实的所谓“高雅”艺术，根植于民间生活的艺术更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所以，只有深入生活，中国画才可能有希望。张仃说：“画山水画，少不了造险。险从何来?从大自然中来，从生活中来，从自己的感觉中来。如此，其险可倚。”

　　1954年，张仃、李可染、罗铭一行三人，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写生。几个月后，《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展》展出，在全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上海、南京等地的画家纷纷效仿，走写生的道路。

　　张仃说，“单纯追求趣味，忽略情感、情绪，是目前中国画创作的一大弊端，由此而助长了制作之风，产生了小巧、浅薄。这几年，大家都说中国画面临危机。我是一个乐观派。我认为，没有中国画的危机，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

　　不过，张仃没有在中国画写生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忙碌的设计艺术已经让他没有功夫再出去写生了，而与他一同下江南的李可染却沿着这条路长驱直入，成了中国画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