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为主设计师的《哪吒闹海》
微观宏观的国家形象传播
20世纪30年代，张仃的职业美术生涯开始于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日本人侵入他的老家东三省后，张仃拿起笔，成为一名反抗侵略、反抗专制的漫画斗士。1938年，张仃到延安，和搭档作家萧军，把这处简陋的“新房”装饰成了别致的场所，取名为“作家俱乐部”。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
在张仃看来，抽象的“国家”必须有色、形、物的形象化传达，才能被了解和认同。
在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经历，使张仃获得担纲新中国形象设计的“资质”。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天安门的庄严雄伟极大地震撼了张仃，于是，天安门成为他笔下国徽方案的主体元素——弧形的地平线上，天安门巍然屹立，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言简意赅，立意精准，这一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是年，张仃32岁，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1949年，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创造性地挂上去8个大灯笼。运用巨型宫灯这一传统文化语汇，在天安门上增添了出彩的中国符号。同期，张仃主持设计了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室内环境。微观方面，张仃继成功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之后，又完成了全国政协会议邮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票和成立10周年纪念票的设计。从宏观到微观，张仃为新中国的形象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拥有平常心 曾会毕加索
1979年，历史再次将机遇与重任赋予张仃。影响中国现代艺术复兴的首都机场壁画，让人从中看到愉悦、和谐和久违的美。首都机场壁画在当时的文化界和思想界掀起冲击波，引发了许多关于“美”、“人性”、“道德”、“现代化”等等讨论，也帮助人们突破了种种观念的禁锢，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形象传播范例。
谢春彦回忆说，“文革”时批判张仃扯出了一件事，张仃对于黄宾虹和齐白石十分景仰，曾经面对着黄宾虹的山水磕头，表达自己对老一辈大师从学术上发自内心的尊敬。然而在“文革”时却遭到了批判，认为他拜倒在封建画家的面前。张仃这位非常有人情味的艺术家，对真正有才华的人不在乎名气大小，苏州有已故老画家沈子丞，为人十分低调，闭门作画不见客，张仃先生亲自登门拜访他，称赞他的作品与书法，得到沈子丞书写的对联之后，张老开心得如孩童。“能有这般平常心的，在同辈的成名画家中太少了，几乎硕果仅存了。”谢春彦说。
张仃的夫人灰娃回忆说，1956年，张仃担任法国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被邀参加了中国派往法国的文化团,并终于有机会一见毕加索，张仃当时送给毕加索一个齐白石的画册，毕加索回送给张仃一本他自己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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