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尴尬中保持清醒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商业浪潮的席卷下，从一个政治社会迈向了商业社会。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形成一个无法抗拒的浪潮，几乎所有成名的、未成名的艺术家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一名批评家，贾方舟同样深深感受到了生存的尴尬。

　　“批评家在市场面前力量太小了。”贾方舟无不感慨地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批评家年会，做批评家网，办批评家杂志。我们觉得，批评家要有团体的力量说话，发表意见。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力量。批评为什么在市场没有力量？因为一个艺术家一旦受到了市场的支持，那么，他就完全可以不理会批评家的意见。当一个作品能卖到200万的时候，他还会理会批评家的说三道四吗？”对于批评家和策展人在市场中的处境，贾方舟显得忧心忡忡。

　　“批评家更尴尬的还在于他的经济地位。很多人都在寻找批评家，因为他们都知道要在自己身上打上学术的品牌。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的地位是很可悲的。如果这时候，你没有原则地在利益驱动下一篇接一篇地给人家写文章，那么很快你就会把自己毁掉了。”贾方舟强调说：“批评家要尽可能地不让自己受市场的牵引。面对市场的诱惑批评家要保持清醒。”

　　曾几何时，一些批评家热衷于参与艺术市场的创建工作，但却不切实际地急于把当代艺术推向市场，一厢情愿地将学术强加于市场，最终因为操作失控不得不放弃初衷。

　　对此，贾方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批评家在稳定和建构市场秩序、给画家以学术定位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对于多数在商业上得宠的艺术家却不屑一顾。由于批评家总是本能地关注那些独辟蹊径的和具有艺术史意义的艺术家，因而对于那些迎合公众趣味的商业倾向均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来看，一个艺术家一旦为市场所趋，他所具有的开创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市场所需要的，就是不断重复自己。批评家虽然也非常希望那些精神漂泊、生活处于流浪状态的前卫艺术家能够在经济上得以改善，但是他们却不愿目睹这些艺术家变成市场的猎获对象。

　　贾方舟认为，市场对于批评家已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批评家不仅要以批评见证艺术、还要承担起以学术引领市场、提升艺术市场和艺术收藏的品质的重任，这是一项非常富有建设意义的工作。批评家个人无法做到‘以批评引领市场’这样伟大的责任，这需要整个艺术体制的完善。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批评家们已经在不间断地在此方面做出努力和尝试。在艺术市场日益繁荣的当代，如何将批评的独立性、严肃性与市场操作的规范性结合起来，如何使中国当代艺术在创造、欣赏、收藏和研究诸方面逐步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之中，依然是批评家面对的历史任务。”

　　给策展一片纯净的天空

　　贾方舟一方面是策划人，一方面又是评论家。如果说评论和批评属于精神层面，那么策划工作则更趋于现实层面。

　　对于策展人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作用，贾方舟做了进一步解答。“与批评家不同的是，策展人的工作是从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出发，把握当代艺术中的焦点问题，通过策划实施展览的形式，让大众了解艺术，了解艺术家的思想，了解他们的作品。聚焦选定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帮助大家了解当代艺术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策展人一词源于英文curator，是指在艺术展览活动中担任构思、组织、管理的专业人员，其工作内容主要是策划组织各种具有探索性的当代艺术展。近几年，借媒体之东风，策展人这一时尚称谓可谓风光无限。在中国当代艺术曲折前进的历史中，策展人的角色一直非常重要。从名不见经传的上世纪90年代到全球资本追捧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策展人的学术推动力量和市场推广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充分市场化的今天，策展人的策划活动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应有的学术针对性已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贾方舟向记者介绍说，策展人这个概念在西方实际上是体制化的一种身份。一个大型学术性展览，需要请策展人来策划，展览主题的确定，艺术家的选择，包括整个展览的安排都是在策展人的指导下完成。所以这样一个身份在西方的学术活动中就居于一个主导性地位。在谈到中国策展人的发展空间时，贾方舟说：“市场应该跟在一个庞大的学术体制后面走。比如，博物馆如果收藏了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那么市场的判断就是这个艺术家是有价值的。如果几个博物馆都在收藏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那么这个青年艺术家就很快会被市场认可而获得成功。这样才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贾方舟认为，为了促进今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使其在商业与学术的互动关系中获得必要的独立空间，能否引入健全的独立策展人机制和基金会机制等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