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生于四川合川县的张小涛经历了两次生死之间的溺水事件，并成为他关于童年记忆之中最为重要的经历部分：

　　我在七岁时有着两次溺水的经历，那一幕我是永生难忘的…… 水中青绿的世界美丽而迷茫、闪烁着诡异的绿光，濒临死亡的无助与绝望，拼命想抓住任何东西的努力，使劲往上冲……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好心”的老师们组织大家参观现场(我们的一个同学被压死在公路上，躺在血泊中)以示警戒小心生命安全。这件事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很深，现在想来依然很残酷。(张小涛：《美感、快感、痛感交织的空间——<放大的道具>创作手记》2000年)

　　而此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正在从“文革”的集体“溺水”之中努力游上新的历史之岸。张小涛的童年似乎与社会主义现代中国——被称之为“新时期”——的成长有历史的重叠。因为天生的敏感性，张小涛从一开始就带着非常态的视觉关注着周围的一切。这种关注可能源于自我对世界失而复得的拥有感的强烈证明，也可能是对生活本身死亡不可避免的体验。在他以后的艺术历程之中，现实的拥有感与死亡的绝对性成了极端的存在——走向死亡的绝对现实构成了张小涛的“真实性”。在艺术家那里，一旦某种真实性得以确立，他所生活的时代或者说他所感受到的一切都会成为他艺术关注的重心。有意思的是，张小涛在自我感受走向真实的那一刻开始，正是“文化大革命”艺术结束后，中国当代艺术重回“真实性”的标准的历史之初。

　　基本的程序是这样的：因热爱连环画而迷上绘画，参加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利用课余时间摆书摊，出租连环画，一直到1984年，作为爱好美术的青少年，张小涛在四川东部小镇街市上看到普通民众生活的艰难以及巨大的外在力量对生命本身的强大支配性。连环画本身丰富的故事性让他走出了生活的自我之域，生命存在的方式在他眼里瞬间成为了普遍的人性问题，社会与他人的故事开始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与张小涛平行前进的中国艺术正在进入“文革”之后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艺术家们，将艺术的重点放在了对时代之中普通人物以及感伤情绪的抒写上，并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艺术找到属于自我的在政治之外的真实性，具有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艺术自然产生。正如张小涛从水中奋力游上彼岸的重生的生命所暗示的那样，新时期的艺术开始对生命的价值重新加以审视：每一个生命的灵魂才是最为重要的。在1979年第8期《连环画报》发表的连环画《枫》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法描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对恋人的悲剧。或许，这套连环画也是张小涛的架上读物之一。从1980年开始，张小涛开始系统地阅读一些专业图书，如：《徐悲鸿》、《齐白石》，《美术》、《世界美术》、《新美术》等杂志。并向初中美术老师曾祥兴学习书法、素描、色彩。从对一个艺术家的专业性要求的角度上讲，这些经历也许仅仅是一些潜意识的行为，不过是在意识的提示下的日常举动，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潜意识的内容成为张小涛认识和理解艺术的开端。

　　张小涛对连环画的兴趣可能是源于对美术的先天热爱以及对故事的迷恋，又如何理解他拜师王远海学习峨嵋派武术呢?从宗教渊源上看，峨眉亦僧亦道，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自然和精神的理解后的结果，是另一种生活的道理。对于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他对中国人文传统本能性的肯定以及对佛教文化的向往，无论这种意识有怎样的能动性，一种倾心于自然与轮回的精神世界正把张小涛引入另外一个故事化的情境世界。峨嵋派武术“倏忽神奇，变化万方”，用通常的说法，这种源于女子姿态的武术优美、自然而富于表现力。在武术与佛教的潜移默化之中，或许所有的悲剧与生命的绝对性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张小涛经历过死亡的边缘，他感受过无助与水底世界的荒诞，他试图在佛教之中发现了生命的终极，虽然此时的他可能是冥顽之中的感受而已。而事实上，可以归于游戏这种范畴之中的武术练习则恰恰在对生命本身进行强迫性扩张。在死亡与不死之间，在弱小与强大之间，张小涛通过连环画的故事与色彩感受着普通生命的种种悲剧与来来往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是美术本身构建了他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桥梁。而这道桥梁将为成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充满普世主义与人性张力的艺术家——张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