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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小涛对艺术发生强烈兴趣的80年代，中国新艺术正在与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或许中国新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型过程本身就是为张小涛在提供足以参考与反思的艺术创作的历史经验。

　　川东合川实际上非常偏僻，张小涛对这一切变化或许并不可知，在离他生活不远的重庆四川美术学院求学并成为中国新艺术最为重要艺术家们，如何多苓、高小华、罗中立等人，正在以一种“人性发现者”的态度和相应的绘画方式，描述着“文革”之后的“伤痕”与反思。他们正在为一种新的美术传统进行着诸多的努力。无论张小涛的了解究竟有多少，这个潮流肯定会成为张小涛后来求学与进入艺术家这一社会角色的重要精神资源。那是一个旧的价值即将彻底崩溃的时代，一个怀疑主义蔓延而具有非常感染力的时代，“现代艺术”的现象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整体性的社会推动力量与变革的见证，艺术家们努力地走出政治悲剧的社会集体意志之中，开始对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宗教、艺术与哲学等问题进行全面的总结与自我发现。正如张小涛从童年到少年时期的自我记忆一样，这种变革既源于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源于艺术家们的一种与艺术有关的灵魂自觉。当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荣格、加缪等一大批现代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美学家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之后，一种新的思想与文化运动正在全面的兴起，自由而富于批判性的思想走上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精神轨道之上。

　　从80年代开始的现代艺术与社会文化转向的过程，为张小涛的艺术天赋与自我思考提供了自由的发展空间与实现理想的可能性。1988年，张小涛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补习班，但想考入美院附中的努力宣告失败。这让张小涛发现理想(也许可以解释为一种美好的冲动)与现实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距离，这种距离不可能因为理想与热爱而有着根本性的改变：1977年的高考恢复为80年代的艺术家与社会文化的转向提供了传播与学术的可能，而当高考或者是中考成为一种复杂而让人困惑的教育体制后，这也为张小涛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应该把这个经历看成是张小涛与社会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失败再次证明了人作为“一个必然的死者”的力量是何等的弱小。不过，就像拼命从水中挣扎出来的状态一样，张小涛并没有放弃艺术的“美好的冲动”，在他的老师尹宏杰的影响下，他开始临摹大量的中国古代线描。1989年，张小涛受西南师范大学政史系潘久政老师影响，开始阅读一些哲学和历史的书籍，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表现主义文学、《河殇》等。这是张小涛多少系统性地整理自我情绪并让其找到哲学解释的阅读历程的开始，对终极问题的理性思考，给张小涛带来的是理论上的积累与准备，这是张小涛接受西方哲学理论与人文艺术的真正开始。

　　1991年，高中毕业的张小涛报考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专业未被录取。想进入更为专业的艺术培训的想法再次被现实的教育制度所击碎。他承认，这给自己带来了持久的焦虑感：

　　可能是来源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遭遇，悲观、怀疑和困惑，它不同于宗教的思想，比如我所经历的车祸、两次溺水、考试的挫败感。它其实成为一种梦魇，伴随着我的成长。对我精神上的折磨，心灵上的巨大压力，包括青春期的成长和家庭的悲欢离合，这个对我的人格有很大的影响。这种记忆其实是一种暗线，生命中虽然充满华丽，但是华丽的下边是黑色的底。现在看到的中国的各种变革，每一个个体生命内心都充满了悲观和焦虑。(意大利 《FLASH ART》张小涛访谈：《暴雨将至我们往哪里去?》2008年)